民歌与新诗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民歌与新诗
臧克家
大跃进以来，群众创作热情澎湃，民歌数以亿计，好像大海。民歌丰富了诗歌园地，给它带来了强盛的生命力，预示了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这盛况是空前的，它给我们以极大的鼓舞和喜悦。同时呢，对于专业的诗人们，对于新诗，也是一个有力的刺激和鞭策，促使过去存在着的一些问题（诗与群众结合；诗人深入劳动生活，彻底改造思想情感；新诗的民族形式的建立，等等）趋于解决。
有的问题，由于诗人们听从党的号召，已经开始解决了。许多诗人纷纷到火热斗争里去锻炼，许多诗人受到民歌的启发和影响，已经开始在改变自己的诗风。诗人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渐渐地结合起来了，新诗与民歌也慢慢地接近起来了。
这现象是令人兴奋的。但这并不是说存在的问题都已经全部解决了。现在，我觉得正在前进的途程中，对于民歌与新诗的估价，民歌与新诗的关系，它们将如何结合（特别是诗人们如何向民歌学习），以及对新诗形式的意见，都还在讨论之中，各方面的看法还不一致。
自从民歌大量产生以后，据我个人了解，对民歌与新诗的关系和对它们的评价有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是，认为民歌是真正反映了社会主义伟大现实，表现了劳动人民创造的热情和对于未来的确信，形式方面也是人民喜闻乐见的，发扬了中国民歌的优良传统。相形之下，新诗是不行的，逊色的。“五四”以来的新诗成绩、价值和作用，不说不足道，也是很差的。
另一种看法迥乎不同。认为民歌只是五言四句或七言四句的即兴短歌，算不得什么。他们过高地评价了“五四”以来的新诗，在相对的意义上压低了民歌的价值和影响。
这两种意见我觉得都偏了。我们不能把民歌和新诗的关系放在对立的地位上去谈、去解决。人民群众的创作和专业诗人的创作，应该是相辅相成的（我指的当然是诗人们写的富有人民性的优秀作品）。在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广度上，在艺术表现的风格上有所不同，但在反映现实的意义上，在表现人民生活所起的作用上，它们基本上应该是共同的。唐朝的人民创作了许多优美动人的民歌，而杜甫、白居易的诗的光芒不但不为它所掩盖而且是互相辉映。抗战时期，人民创造许多民歌讽刺国民党反动派，专业的诗人也写了山歌小调。现在劳动人民创作的民歌同诗人们的创作，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点上应该统一起来。不能因为肯定民歌的伟大成就就把新诗贬低，或故意抬高新诗因而小看了民歌。
民歌的成就是光辉灿烂的。民歌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诗人们应当向民歌学习，学习它那种朴素、健康、清新的诗风和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形式，以丰富新诗，增强新诗的表现能力，建立新诗的民族形式，使新诗一步步与广大群众相结合。杰出的古典诗人也都是从人民创作的泉源里吸取美好的东西。在今天，情况更不同，诗人们学习民歌的意义也更加重要了。
我们强调诗人们向民歌学习，但对诗人们的劳动成果也应当给予公平的估价。
新诗，在“五四”运动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它就以崭新的面貌，负着时代赋予的战斗任务诞生了。四十多年来，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在党的领导下，为革命事业服务，成为文艺战线上的一个尖兵。在反帝、反封建、抗战、反抗蒋介石反动政权的斗争中，它作出了成绩，在和反现实主义诗派作斗争中，它也起了战士的作用。“五四”以来，以郭沫若、蒋光慈、殷夫……等等的创作为代表的革命的现实主义的诗歌传统，是应该被肯定的，应当凭科学分析，给它一个应有的受之无愧的评价。评得过高了是不对的，低估了它的价值也是不公允的。
“五四”以来的新诗，本身存在着不少缺点。在内容方面，比起现实斗争的情况来，它反映得不足；由于许多作者本身存在着小资产阶级思想情感，表现形式不容易为人民大众所接受……，因而新诗的圈子比较狭窄，没能够深入群众，起更大的作用。
这些缺点的存在，使新诗未能与广大群众结合，造成这些缺点的原因有二。首先，诗人们自己应该负责。譬如左联时代就有人到实际斗争生活中去，像殷夫（他是为了去作革命工作的），但并不是每个诗人都如此。抗战时期，“文协”号召“作家下厂，作家下乡，作家入伍”，有些人照办了，但并未能真正解决问题。在形式方面，过去也曾作过多种试验（下面再谈），但并没有把它和诗人深入生活的问题一起解决（我说的是解放前蒋管区情况），所以也未收到大的效果。
但也不能把整个责任，一古脑推到诗人身上。客观上也有困难。在白色恐怖下，诗人就没有到人民斗争中去的自由，人民呻吟在痛苦之中，维持最低物质生活的条件都谈不上，文化生活更不在话下了。诗歌，扩大点说，一切新文艺作品，真正劳动人民接触的机会是极少极少的，如果不说绝对没有的话。如果有人在指责“五四”以来的新诗为什么不能深入群众的同时，对彼时彼地作一些实际分析工作，总结一下过去的经验，成功的和失败的，对于更好地前进是有帮助的。
新诗的形式，自从它诞生以后就存在着问题，诗人们也曾经作过种种努力，希图寻求、试验适合的形式。有的人想把古典诗词里的某些东西运用到新诗写作上来，俞平伯先生就是如此。他作品里的许多词藻是旧的，这些词藻代表的意境也是旧的。闻一多先生是严格格律诗的创始者，他主要采用了英国诗的形式，又加入一些中国古典诗歌的成分，影响所及，形成了所谓“豆腐干形”
（指他“死水”里的作品。李亚群同志说“自由诗”里有“豆腐干形”，不知系何所指？）。刘大白的诗作形式，有旧诗成分也有民歌成分。刘半农呢，则强调民歌，甚至采用土语入诗。其余的，有纯粹欧化的十四行，也有学习日本俳句和泰戈尔形式的“小诗”。至于惠特曼的自由诗给中国新诗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新诗在形式方面虽然作过多种试验，但形式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真正为人民群众喜见乐闻的形式并未建立起来，新诗也没有深入到劳动人民大众中去。到了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了话以后，文艺的方向问题才得到真正彻底解决。诗人们到斗争生活里去了，不是关在屋子里试验，解决形式问题，而是把诗人深入群众、改造思想情感联系在一起解决。诗人李季写了“王贵与李香香”，给新诗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它使新诗因为吸取了民歌的长处而更加丰富，它使得新诗和群众更接近了。当然，这不仅仅是形式上模仿民歌的结果。
目前的民歌，固然以五言四句或七言四句为主要形式，这种形式的作品比较多，但决不能说民歌的形式简单，不能充分表现伟大的主题，复杂的现实。民歌的形式是多样的，同时，它天天在发展，天天在变化，天天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较长的叙事诗和抒情诗多起来了。曲艺里的鼓词、快书等等，也应当划入诗的范围，这样，它的形式更不简单了。不能把民歌只看作五言四句或七言四句，看不到它的多样化，缩小了它的范围，因此瞧它不起！
民歌在发展着。不论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是如此。现在的民歌，不论是农民、工人和士兵创作的，大半以歌颂自己所从事的劳动生活为主，这情况我看也会随着一日万变的现实生活向前发展。将来，城乡的界限渐渐消失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慢慢取消了，生活的天地扩大了，见闻广阔了，诗歌的题材也一定随着扩大，形式势必也有所发展。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提高了，他们可以读古典诗歌、“五四”以来的新诗，也可以间接、直接读外国诗歌了。随着物质和精神双方面生活的扩大与提高，他们的创作也一定相应地提高，不论在内容和形式上。
现在，民歌给了新诗以极大的刺激，也给它注入了新的生命力。相反的，民歌也受到新诗的影响。这情况，在工人同志的创作中特别显著。由于文化水平关系，工人比较容易接受新诗的影响。我觉得，将来农民文化水平越高，接受新诗影响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现在专业的知识分子诗人，由于参加了劳动锻炼，思想情感得到了改造，渐渐地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思想情感结合了起来，他们的创作，不论在内容方面或形式方面，也与前大不同了。渐渐地从民歌中吸取了新的东西，改变了自己的诗风。另一方面，劳动人民的创作，也一天一天在发展前进之中。我觉得，在将来，这两者会汇合起来。在形式方面会出现一种为全国人民所喜爱的民族形式。这种形式，是个什么样子还不敢说定，但从一些民歌和一些诗人的作品（贺敬之，光未然等同志的近作）中可以看出一点苗头。这样的作品，是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把诗歌的形式问题看作是政治性的问题如李亚群同志那样，当然是不对的。但形式问题也不能避而不谈。形式问题，特别在新诗方面，是很重要的，讨论了许多年没有得到解决。
即使将来由于新诗和民歌的汇合，创立了一种很好的民族形式，但在创作方面，每个人可以选择自己所愿意运用的形式。即使有了一个基本形式，百花齐放还是必然的。就拿自由诗来说吧，从新诗一诞生，诗人们就利用过它，它立过功。例如郭沫若同志和田间同志的一些自由诗，在历史上起过作用，受到了人民的欢迎。目前或将来，格律诗是诗的主要形式（我把民歌也列入格律诗内），我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有人愿意用自由诗的形式也听便。我们不能因为强调民歌或民歌式的新诗就排斥或另眼看待自由诗，这未免太狭隘了。自由诗有它的特点，运用起来拘束性较小，朗诵起来效果较大。
上面是我对民歌与新诗的关系问题，形式问题，以及这两者未来发展问题的一点意见。说得不周到，错误也难免，因为参加讨论，作为个人的意见把它发表出来。
1959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