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歌为新诗开辟了道路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民歌为新诗开辟了道路
田间
我刚从昌黎回来不久。在那里看到了县委书记和许多英雄模范人物、三好社员写了许多诗。真是“万笔齐挥大跃进，英雄高唱英雄歌”。他们的诗作，就是自己的决心书。
至于他们创作的诗体，一般是五七言诗体，大跃进的新民歌。形式还是多种多样的，多数作品，是比较长的诗。“说唱九沟十八峪”近一百行。三兰的诗，是合唱的形式，近四十行。
有个别同志问我，这些诗，是不是新诗？我说这就是新诗，也是新民歌，是新诗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的古典诗歌中，就包括一部分乐府诗。这里可以看出，无论过去或现在，新诗和民歌总是密切相连的，互为影响的。但在每一个时代中，民歌总是为新诗开路，为新诗发展的一个基础。因为民歌的特点之一，它是劳动人民自己的创作，它和劳动、和人民的思想语言，血肉相连。新诗的形式，即诗的语言结构、节奏、体式、韵律各方面，要和广大群众的要求相一致。要想达到这一点，民歌是重要的来源之一。新诗在思想上要成为人民的号角，也必须向民歌学习。周扬同志说过，新民歌为新诗歌开辟了新的道路。确实是这样的。在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应该是我们的方向。在党的号召下，各地编选了很多的新民歌集，这就是诗歌普及和提高的一项重要工作。
有一些人，很爱谈发展，不爱谈基础，或者指鹿为马，把基础看错了。新诗要有基础，自然也要发展，要推陈出新，百花齐放。但首先得有基础。空中楼阁是不行的。在这个问题上，常有一些争执。最近，张光年、沙鸥等同志写了文章，他们总的看法，是有积极意义的。沙鸥同志的文章，提到李亚群同志的意见，我没有看到李的文章，不便多说什么。不过，我想即便李的提法上有缺点，还不能作为一种倾向来看。张光年同志的文章，有些看法很好，他说现在是革命诗人当了家。我看是这样的。大跃进以来，新民歌的蓬勃发展，如山似海；许多诗人进一步学习了民歌，诗风有了新的气象，新诗为革命、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易于贯彻了。就目前新诗发展的情况来看，这是重要的一面。
另外，也还有一些现象，值得研究和讨论。例如有些人，对自己民族诗歌传统的学习，实际上是抱着轻视的态度。不分青红皂白地强调继承“五四”新诗的传统。何其芳、卞之琳同志的两篇文章，引起大家的争论，主要的原因，也正在此。卞之琳同志在这次座谈会上说，他并不轻视民歌，但就他这次的发言来看，依然没有重视民歌的影响。把诗体和语言、韵律、手法等分割开来看，也不妥当。他在发言快结束时，对基础问题才有了一些新的补充。我想，我们的讨论，不要在词句上兜圈子，要着重问题的实质。
我们对五四时期的新诗，要有科学的分析。一般说，外来影响是很大的。当时的新月派和象征派等，是最突出的代表（虽然他们之中，各人的情况不尽相同）。抗日战争以前，主张诗歌大众化的一些诗人，和这些诗派有过斗争。一些好的诗人，他们的作品，也有各种各样的外来影响，作品和群众的结合，就有了限制。这些作品中，虽有外来影响，同时还有自己民族诗歌传统的影响。例如郭沫若的“女神”，蒋光慈、殷夫等的作品，柯仲平的“风火山”，萧三的“南京路上”等诗，臧克家的“烙印”，蒲风的“生活”，袁水拍的“马凡陀的山歌”，以及其他人的一些作品。我还以为，田汉同志和光未然同志写的一部分歌词，也可以算在新诗的范围以内。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有一些诗人，深入群众和斗争，积极地学习民歌，用群众的语言写作，新诗又前进了一步。出现“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死不着”和许多街头诗、枪杆诗。“王贵与李香香”在运用民歌方面，有其重要的收获和影响。
如上所述，正因为有这些作品，一方面思想上是进步的，另一方面，或多或少具有民族传统的影响，新诗才有了生命，得以继续向前发展。何其芳同志在1954年写的诗论，以及在“处女地”发表的文章，忽视了古典诗歌和民歌对新诗发展的重要意义。当他谈到新格律诗的建立时，强调民歌体的限制性，一定要在它们之外建立现代格律诗，把民歌和新格律诗对立起来。此外，他倒也说过，要吸收古典诗歌中节奏和顿数的经验，以为这是吸取古典诗歌形式的核心。其实，格律诗有一定的节奏和顿数，这也并非完全是中国诗的特点。中国诗除这以外，还有自己语言结构上的其他特点。一个诗句，或一段诗，语言非常精炼，含义又很多，独立性比较大，一两个诗句，能构成较为完整的形象，能传达深刻的思想，拐弯抹角的地方少，易于传诵和记忆，含蓄和明朗是统一的，等等。其所以如此，这是和人民的语言有关。五七言诗体，有其一定的代表性。中国诗的诗句，并不都是五字七字一句的，但多半又和这种诗体有关系。何其芳同志认为这种诗体是建立在文言的基础上的，不是来自人民群众的语言。这就很值得讨论。
从根本上来说，诗歌应该是英雄的语言，要抒发斗志、鼓舞人们前进。毛主席的诗词，最能说明这一点。大跃进的新民歌，也能说明这一点。中国历代许多优秀的诗篇，也能说明这一点。中国古典诗和民歌的许多优点，还有待我们继续仔细地去探索、继承它，并且加以发展。
中国的民歌，是一个浩大的海洋。有各种短句，也有各种长诗。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说，只是四行诗。兄弟民族的民歌，形式上更是丰富多彩，我们取之不竭，用之不尽。要创作新格律诗，可借鉴的地方，可采取的地方，是很多的。也曾有一些同志做了努力，有一定的效果。何其芳同志还认为，我们没有什么新格律诗，说是现代格律诗的路子很宽，可惜没有什么人肯尝试。我看我们既然有旧体的格律诗，当然会有新格律诗，用不着悲观。新格律诗也一定是形式上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破格的和不完全定型的情况（即一首诗各个诗行的节奏并不完全相等），也会有的。过去律诗盛行的时代，还有许多破格的律诗，我们现在更难免。
现在的许多新民歌，就是新格律诗。其他如，臧克家的“我是红色火箭”，光未然的“塞上行”，郭小川访苏写的某些诗，贺敬之的“三门峡歌”，邢野的许多街头诗，袁鹰的“黎巴嫩一小孩”，以及闻捷、严阵、丁芒等同志的一些诗，大致都可算作新格律诗，或民歌体的诗。虽然不十分成熟，在发展的过程中，总得先承认它。为了说明问题，我举了这一些例子。这并不当做代表作来说的，更不当做定型的诗体来谈的。我们是有了新格律诗的，何其芳同志的说法是“很少人肯尝试”。这也可见他要求在什么基础上来探索新诗的形式。我在上面所举的一些例子，有的是采用了五七言诗体（并非完全按照旧体）来写作的；有的是在古典诗歌和民歌直接影响下来写作的，变化较为大些。我以为都可以的，都有发展的前途。许多作者，每一个人自己在这几方面都做过努力。倘若要做得更好一些，除了要加强和群众的联系而外，还得继续向新民歌学习。我们的学习，既要深，又要宽广，要避免狭隘。外国诗，例如苏联的诗歌，我们也应该学习。
我们要尽可能做到，让新诗的形式符合广大群众的要求，作品易于为群众所接受，至少要有可能为群众所接受，并在思想上艺术上达到高度的水平，攀上一个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