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歌是主流，诗歌的发展应当以民歌体为主要基础 宋垒同志的发言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新民歌是主流，诗歌的发展应当以民歌体为主要基础
宋垒同志的发言
我们的诗歌应当如何发展？应以何者为基础？现在综括起来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是立足“五四”新诗，离开民歌，去探求新诗的形式；第二种，是立足“五四”新诗，学习民歌，来探求新诗的形式；第三种，是立足新民歌，主张以新民歌为诗歌发展的主要基础，并吸收古典诗歌、外国诗歌和“五四”新诗的长处建立新的诗歌。我以为第三种做法符合客观规律，是最有前途的；第二种可能有前途，也可能前途不大；第一种则肯定是绝路。
为什么在新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最有前途？首先，历代诗歌都是从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里蕴藏着诗歌发展的普遍规律。凡是按照这一规律发展的，就能建立一代辉煌夺目的诗歌文学。与此规律相反，离开了民歌去“提高”，往往走上绝路。例子就是汉赋。
根据文学史的经验，我国现代诗歌也必须主要以民歌为基础来发展。瞿秋白同志就主张过诗歌根据民间韵文来发展。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虽未更多地谈到诗歌问题，但他指出我们的文艺要沿着工农兵自己的方向提高，其实也是指出了诗歌应该在民歌的基础上发展。
李亚群同志提出关于形式问题的争论，还是一个“谁跟谁走的问题”。沙鸥同志认为这种说法过分了。我以为这批评是不对的。李亚群同志这一提法并不过分。
李亚群同志说那些“形式要命”论者，“他们之所以要唱这种论调，实质上是他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熟悉、喜爱、自认为是很好的形式。”这是正确的。茅盾同志在评述1940年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时谈得更为透彻。他说当时有的人“在保卫‘文艺新形式’的名义下坚守着小资产阶级文艺的小天地——其所保卫的是‘形式’，实际上是深恐藏在这种形式下的内容受到损害。”少数诗人之所以“不愿意放弃自己熟悉、喜爱、自认为是很好的形式”，根本问题还在于他们没有放弃自己熟悉、喜爱、自认为是很好的内容。劳动人民所熟悉所喜爱的，他们不熟悉不喜爱，或不够熟悉、不够喜爱。那么在形式问题上有没有谁跟谁走的问题呢？当然有的。究竟是跟“新格律”或“现代格律诗”走，还是在新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这两者是背道而驰的，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沙鸥同志认为争论何种形式是主流，意义不大。为什么意义不大呢？当然，不能简单地按诗体来区别主流和非主流。区别主流与非主流的标准，主要的应当是诗歌所表现的思想倾向。然而在一定的时代，表现诗歌的一定的思想倾向的，往往也有处于支配地位的一定的诗体，这种诗体决不止一种形式，然而它们大体上属于一种总的诗体。人们一提起“五四”新诗就想起自由诗。因为，在诗体方面，“五四”以来自由诗是主流，它能够表现当时的时代精神，在我国古代，唐诗、宋词、元曲……在一定时代也有着处于支配地位的一定的形式。而现在，则新民歌是主流，在诗体上，民歌体是主流了。这并不是简单地按形式来分，而是因为民歌体最能体现现在的时代精神。
沙鸥同志的文章有许多意见是正确的，但他有些主要论点是值得商榷的。他认为当前诗歌发展的中心问题是新诗如何与群众结合。如果在几年以前这样提，还是对的。“五四”新诗曾作了一次革命，有过不少贡献，多年以来它的最大缺点是未和群众很好结合。当然，继续力求它和群众结合还是需要的。但不可忽视的是，继“五四”之后，诗歌又发生了一次更巨大的革命，这就是大跃进新民歌的产生，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正在逐步变为新的群众表现自己的时代，诗歌抒人民之情的时代正在逐步变为劳动人民抒自己之情的时代。那末，当前诗歌发展的中心问题就是劳动人民自己的诗歌如何发展提高。新诗如何与群众结合，虽然在当前是个问题，但已退居较次要的地位了。沙鸥同志所以会有以上看法，主要因为他还立足于“五四”新诗。他的看法，比起“新格律”或“现代格律诗”论来是进步的。立足“五四”新诗，学习民歌，这样来探求新的诗歌，也是值得尝试的。但他认为各种形式并存，将来“新形式也必然会出现”，认为新民歌和新诗将来会合流，这种理论则是不对的。一、当前诗歌中明明有主流非主流之分，但他抹杀了这样的区别；二、既然新形式会必然地发生，一切理论上的研究、讨论，对于诗歌发展规律的探索就是多余的了，主流、局限性之争就是“无意义”的了，一切让它自己去发展好了。这种看法的实际效果是取消诗歌理论斗争，否认人们可以通过研究和实践去逐步认识诗歌发展的客观规律。这种论调只能引导人们成为盲目的实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