咒骂推翻不了真理——驳杜勒斯及其唱和者对中国大跃进的污蔑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咒骂推翻不了真理
——驳杜勒斯及其唱和者对中国大跃进的污蔑
崔奇
我们的国家，正在沿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道，飞跃前进，一日千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出现了万民欢腾的旷古盛世。六亿五千万人民，干劲冲天，意气风发，决心按照自己的意志，依靠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在祖国的土地上建设繁荣幸福的生活，尽快地把中国变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中国人民的大喜事，这也是世界和平的福音。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一切正直的朋友们，看到中国人民的生活越过越好，无不感到欢欣鼓舞，他们把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叫做“东方的新纪元”。
但是，同样一件事，“君子道其常，小人道其怪”，中国人民的大跃进，竟然使帝国主义者和一群蠢人大为恐慌、烦恼和痛恨。从美国政府的领导人、西方国家的一些大大小小的反动报刊，直到帝国主义的走卒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者们，锣鼓齐鸣，发起了一个污蔑中国人民的运动。他们力竭声嘶、不厌其烦地攻击中国的大跃进是“强迫劳动”、“奴役制度”、把人当做“机器”和“物质单位”、“牺牲人类尊严”等等，不一而足。1月14日，这场反动大合唱的领唱者——杜勒斯，在向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又把他的调子提得更高，变成刺耳的躁音，说什么“中国所谓大跃进实际上是一种可悲地陷入奴役人类的深渊的过程……”。
事情不是有点奇怪吗？一向高唱美国愿意帮助不发达国家提高生活水平的杜勒斯，当他真的看到中国人民在努力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的时候，竟破口大骂起来了。其实，这正好说明了帝国主义的甜言蜜语原来不过是一句骗人的鬼话。帝国主义的本性决定了他们是决不愿意别人真正得到独立自由、真正过好日子的。
只要简单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知道，杜勒斯的叫嚣，不过是美帝国主义长期敌视中国人民和反对中国工业化遭到彻底失败之后的哀鸣。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使美国垄断资本集团丧失了一个榨取高额利润的巨大源泉，这是他们“一生中最不愉快”的伤心事。但是，美帝国主义从来没有死心。他们知道，只要中国仍然是个贫困落后的国家，那么他们就仍然有卷土重来的希望。正是为了达到这种目的，美国从新中国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千方百计地阻止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实现工业化，企图继续欺侮中国人民，并等待时机推翻新中国。1955年2月，国际新闻社曾经报道说：“美国决策人最担心的”是“中国的五亿人口可能发展它的工业和军事力量”，因此“美国的一切战略计划，不管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都是从这个危险（？）出发的”。曾经担任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在远东的总代理人的麦克阿瑟，在1950年说得更露骨：“为了保证为我们日益发展的工业提供原料及保证我们神话般的财富的增长，我们很需要亚洲的自然资源。为了保护这些自然资源，我们必须控制北太平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了这些计划的主要威胁。我们必须粉碎和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些“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帝国主义者，并不是仅仅说说而已。九年多来，他们的确就是按照这种“战略计划”行动的。从指望新中国将不堪人口压力的“重负”而不得不向美国老爷讨饭，到诅咒中国将无法克服种种困难而陷于经济崩溃；从发动侵朝战争，把战火烧到中国边境，使中国不能顺利进行和平建设，到实行封锁禁运，一心想把中国卡死；从恶毒地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幻想中国发生水灾、旱灾、饥荒和“农业危机”……真是坏事做尽了。然而，所有这一切敌对和破坏活动的结果如何呢？现在，一再预言新中国将要“消逝”的杜勒斯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正在以很迅速的步伐”发展它的经济力量，中国正在很快地建设成为一个“头等工业国”。一句话，帝国主义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帝国主义最害怕的事情终于出现了。中国人民正以移山倒海的力量，要把过去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动统治所造成的贫困落后的老根子彻底挖掉，帝国主义想要重新奴役中国人民的希望也就最后地幻灭了。这就是杜勒斯之流对中国的大跃进感到如此烦恼、痛恨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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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帝国主义近来对新中国大肆攻击和污蔑，不仅仅是由于上述的原因。它尤其害怕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成就的影响。苏联的伟大成就，特别是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宏伟的七年计划的制定，已经使西方国家面临“一切挑战中最最严重的挑战”（“纽约时报”）。中国的大跃进，又将不可避免地在不发达国家产生“不可抵抗的吸引力”。美国评论员李普曼承认，苏联和中国的力量就在于它们“所树立的实际榜样”，“显示了一条把一个落后国家的人民的力量和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道路——这是目前唯一显然有效的道路”。的确，千百万受压迫的人民都会想：曾经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的落后的中国所能做到的事情，为什么其他落后国家就做不到呢？没有帝国主义，中国人民不是不但没有饿死，反而生活得越来越好吗？去年一年之间，我们把钢、煤、棉、粮的产量增加一倍，这是只有解放了的人民才能够做得出的成绩。英国著名教授贝尔纳在“没有战争的世界”一书中写道：中国的例子表明，“必须有人民自己的巨大的民主努力，来使用他们自己的天然资源和人力”。贝尔纳认为，中国在做的事情，没有一件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同样的政治条件下”所不能做到的。这个真理，像一个发光的地球卫星一样，日日夜夜围绕人们旋转，它给一切被压迫人民带来极大的希望。
正是因为想要掩盖和抵消这个真理的光芒，美帝国主义者就死命地攻击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艾森豪威尔大喊大叫地说：中国的工业化对于全世界“是一个阴森森的问题”，“如果他们继续这样做下去，而其目标、原则和方法都毫无改变的话，那么我们确实必须小心提防着”。
看来，艾森豪威尔大概害了一种离奇的“恐惧症”，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他浑身发抖呢？不错，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原则和方法”同资本主义截然不同。我们的目标就是为了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我们的原则就是没有剥削，没有掠夺，也不伸手向帝国主义乞求“援助”，而是依靠自己的劳动和自己的资源；我们的方法就是最合理地使用社会的生产力，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这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化的道路。难道这里有任何东西会使人感到可怕的吗？
恰恰是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工业化的道路，才是用火和剑写下来的令人可怕的历史，是千百万人民的血和泪的悲剧！它的“原则和方法”是：剥夺大批农民的土地，使他们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变为劳动后备军；利用赋税和国债，榨取国内人民的血汗；对殖民地人民进行强迫的不平等交易，欺骗，贿赂，巧取豪夺，以至直接的抢劫，发横财以致富；垄断殖民地的粮食，造成印度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尸骨堆成山；剿灭美洲的土著居民，把他们毒死、活埋、杀光，一个印第安人的头盖骨悬赏五十美元；贩卖非洲黑人，用几百条船只把成千成万的“活的货物”运到美洲去做奴隶，平均每猎取一个黑人要打死好几个，路上死一半活一半，绵延数世纪的奴隶“贸易”，使非洲丧失了一亿人的生命！最后还要加上军事侵略、武力征服和土地吞并（美国从独立到十九世纪末，进行过一百一十四次战争，把领土扩大了九倍）。这就是英国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工业化的“原则和方法”！而当它们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就把这些“原则和方法”运用到更大的范围和更疯狂的程度。今天的美帝国主义已经成为历史上最大的剥削者和掠夺者。它到处侵略，到处扩张，到处破坏别国的经济生活。它在海外投资的剥削率高达百分之二百、三百、四百、五百以至六百，每年榨取几十亿以至几百亿美元的利润，而给许多国家的千百万人民造成贫困、饥饿和痛苦。这才是真正的“阴森森的问题”！
在顽强的事实面前，杜勒斯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速度，是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赶得上的。但是他却想使全世界相信：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发展得快，是“强迫劳动”和“牺牲人类尊严”的结果；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发展得慢，是因为它们不愿意放弃“自由”。多么新奇的“理论”：谁不要自由，谁就能够先进；谁要自由，谁就必然落后！按照这种“理论”，解放前的中国，多灾多难，国穷民困，经济不得发展，那似乎是因为“自由”太多了。按照这种“理论”，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发展速度最快的，那一定是奴隶制国家！看来杜勒斯的确就是用奴隶大总管的眼光来看世界的，他认为，天下的人，都只有在鞭子底下才会劳动得好，鞭子抽得越响，劳动效率就越高。这能够算作什么“理论”吗？不，这是对于人类尊严的侮辱，是一颗最丑恶的心灵的写照。
不错，“强迫劳动”，把人不当人，这种现象在过去的中国是存在过的。那时候，帝国主义老爷们在中国作威作福，把中国的“苦力”当牛当马。可是，这样的时代毕竟永远过去了。六亿五千万人民做了中国的主人，也做了自己命运的主人，这是世界上最可贵的自由，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的最伟大的自由！杜勒斯对着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难过也好，叹气也好，流泪也好，哭泣也好，都是白费的。
事实上，杜勒斯所说的强迫劳动和奴役制度恰恰存在于杜勒斯所说的“自由的社会”里。资本主义制度，把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人对人的剥削和奴役，披上了一层“文明的”外衣，并且把它发展到了最高的阶段。正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劳动者变成了机器，变成了“物质单位”。那里的劳动人民失去了人的尊严，而只剩下了作为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价值。工人们“自由地”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资本家，取得工资维持自己的生活，这正同给机器上油一样，归根结底只是把生活资料再转化为新的劳动力，周而复始地为资本家创造利润。在美国的企业里，为了最大限度地榨取劳动者的血汗，采用着各种各样的“科学的”“赶快制度”。惊人的劳动强度，造成了广大劳动者的疾病、早衰和死亡，许多人到了三十五岁或四十岁就不能再工作了。据1955年的统计，美国工人在生产事故中死亡者一万四千二百人，受伤者一百九十三万人，其中七万六千八百人永远残废。美国全国有一千九百万工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病。一位工人在1955年11月的美国“工人日报”上控诉说：“工人们今天深受神经衰弱的痛苦，他们的身体正在损坏，美国是世界上患精神病比例最多的国家，这不是偶然的。”
曾经在美国一家工厂里工作过的政论家哈威·索多兹1957年8月在“民族”周刊上写道：“几乎没有例外，凡是同我在一个传送带上工作的人，都感到自己是供驱使的动物……。”就这样，资本主义用饥饿的鞭子，像驱使动物一样驱使劳动者为资本家的利润而流尽血汗，直到生命枯竭。这就是杜勒斯所谓的“自由”和“人的尊严”！
资本主义国家一边实行“文明的”雇佣奴隶制，一边也不放弃任何可能，实行直接的强迫劳动和奴隶制度。在美国，大批农业工人，由于欠债不能偿还，被迫为农场主做“偿债劳动”。还有几十万墨西哥农业工人和其他外侨工人，由于没有护照而入境，被迫在最酷苛的条件下出卖劳动，完全丧失了自由。特别是一千八百万黑人，虽然早已宣告“解放”，但至今仍处于半奴隶和半农奴的压迫之下。他们做着最沉重的劳动，工资只及白人的一半或三分之一，过着非人的生活，平均寿命比白人短十年，而且连生命都得不到保障。此外，美国还有几百万童工，在工厂里和农场里忍受着惨无人道的苦役。他们每天工作九小时至十二小时，有的根本没有工资，有的工资只及成年人的八分之一！美国每个州都有买卖儿童的市价，在密执安州，一个儿童可卖三十五美元。这种“生意”已经发展成为国际性的，最近美国同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合谋，竟把一千二百多个朝鲜孤儿卖给美国农场主作奴隶！
至于在帝国主义所统治的殖民地国家里，公开的强迫劳动、奴隶制度和人口买卖，更是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在怯尼亚，英国殖民者给工人戴上颈圈，防止逃走。在尼日利亚和罗得西亚，广泛实行所谓“定购合同制”，被“定购”的工人完全失去人身的一切自由。在南非联邦，国家“法律”规定可以强迫“没有固定职业”的非洲人为白人资本家做苦役。在安哥拉，葡萄牙殖民当局公开宣布，有三十七万九千工人是强迫劳动的奴隶。所有这些令人愤怒的事实，难道不正是杜勒斯所谓“自由的社会”的产物吗？
为了污蔑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高速度发展，并且替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杜勒斯还发明了一套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他说：“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通常劳动者的产品大部分是他自己消费的，留下来供基本建设的数额是不大的。但是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只给它们的人们以仅仅够维持他们作为有用的劳动者的粮食、衣着和住处，其余统统用于基本建设。……这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是办不到的。”
请听，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劳动者所生产的产品大部分是被他自己消费了！——世界上除了脸皮最厚的人还有谁敢于说这样大胆的谎话吗？在美国，占人口1％的百万富翁拥有国民财富的60％左右，他们的利润年复一年地增长又增长，达到天文学的数字。而广大人民的生活条件却在恶化。现在美国有半数以上的家庭，每年收入不足三千美元，即低于公认的最低生活费用，还有四百万个家庭根本无法得到足够的食物，更不要说饥寒交迫的几百万失业者了。因此，一边是一小撮大资本家，挥金如土，穷奢极欲；一边是千百万人民面对着“过剩的”商品，望洋兴叹。而垄断资本家们为了保持商品的高价，宁肯把它烧掉，也不肯供给劳动人民消费。据统计，仅在1930到1954年间，美国烧毁的商品就达数十亿美元！试问杜勒斯，按照你的“理论”，所有这些都算是被劳动者“消费”了吗？
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杜勒斯所说“劳动者的产品大部分是被他自己消费的”这句话，才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产品全部属于人民，它的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国家把产品的大部分用于人民的消费，把另一部分用于积累，归根结底，也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而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剥削，没有危机，没有失业，没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没有对生产力的破坏，而能够最充分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它的积累速度是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可能想像的。
杜勒斯说，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积累像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快，是“办不到的”，这倒千真万确！不过，杜勒斯的“政治经济学”却无法说明它为什么“办不到”。为什么呢？那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只是为了追求最大的利润，而根本不是为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满足人民的需要。而且，这个制度已经腐朽透顶了。危机，衰退，对生产力的大破坏、大浪费，已经成为它的不可缺少的伴侣。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经常有大批生产设备搁置不用，许多企业开工不足。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十年当
中，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只动用了自己生产能力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近年来，美国每年的钢铁生产能力虽然达到一亿四千万吨，但去年只生产了八千五百万吨。同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无力利用它的劳动力。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经常有几百万以至几千万人失业。美国去年失业的工人及家属约占全国人口的六分之一，今年1月份失业人数仍达四百七十二万。根据美国经济学家里昂·凯塞林的计算：“在最近五年中，我们美国由于不能保持正常生产，总共损失了价值七百八十亿美元以上的可能生产的产品；由于不能保持充分就业，每年共损失近八百五十万人工的潜在的劳动力。”（见1958年1月份美国“新共和”杂志）
同生产设备和劳动力一样，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也是经常“过剩”的。在那里，大量的资金不能用于发展国家的经济和文化事业，而是用于海外投资和军费。今年，美国军费高达四百五十八亿美元，占国家预算的59.5％。这种庞大的军费开支，实际上是搜刮广大劳动人民的腰包而为垄断资本家牟取高额利润的手段。艾森豪威尔在1954年4月16日的演说中承认：“每生产一门大炮，每下水一艘军舰，每安装一个火箭发射台，归根到底都是从那些挨着饿、受着冷、光着脚、衣衫破烂的人们那里偷来的”。
除此以外，还有大量资金用于资本主义竞争和种种同社会福利毫不相干的地方。现在，在美国的全部就业人员中，从事非生产性劳动的，竟占半数！其中大部分是各公司的职员、代理人、推销员、广告员等等。据统计，1956年美国各公司的广告费，就花了一百亿美元。美国每年用于狗身上的费用竟超过全国各农场用于农业机器的费用。1956年，仅仅养狗用的饲料，就花了一亿二千万美元！
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天然资源的利用，也是一种莫大的浪费，莫大的罪恶。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像野兽一样破坏美国的森林、土地和水利资源，而不顾后果。在号称科学技术昌明的美国，几乎每年都闹水灾。据1951年7月27日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估计：“自1927年以来，水灾已杀害了一千七百人的生命，造成了三十五亿美元的直接损失！”同时，随着农业危机的发展，美国耕地的破坏，更是惊人。成千万公顷的土地任其荒芜，变为“草原”。农场主破坏耕地居然可以得到政府的奖励！
在这种制度下，难道可能设想会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吗？当然不可能。因此，美国虽有相当大的生产能力，而其经济发展速度却远远落后于苏联，也落后于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去年，美国工业生产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6.5％。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十分不妙的景况，杜勒斯究竟用什么“理论”来进行辩护呢？不多不少两个大字：“自由”！
杜勒斯倒霉的地方就在于：他想要粉饰资本主义制度，粉饰帝国主义的奴役和侵略，但结果却更加暴露了自己；他想要污蔑中国人民，污蔑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他用来骂人的话，倒是恰恰适合于美国。这种情况反映了帝国主义者在精神上的破产。杜勒斯在去年11月18日的演说中也承认，“在信念方面，我们似乎没有能力为我们的时代形成一种具有深刻的令人信服的力量和强烈的吸引力的基本哲学。”完全正确！不过，如果以为杜勒斯会因此而沉默起来，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一边承认在信念方面发生了危机，一边竟以污蔑、谩骂、恐吓、诅咒和谎言作为武器，继续攻击中国人民，攻击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攻击民族解放运动。可是这又会有什么结果呢？杜勒斯的攻击，只能对中国人民起“鼓励”的作用，他从反面告诉我们，中国的大跃进做得对，做得好，因此我们一定要更加鼓足干劲，信心百倍地跃进再跃进！今天，在我们的星球上，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革命运动好像春天解冻了的长江大河，波浪滔滔，一泻千里，帝国主义的任何冰块都是绝对挡不住的。东风正在唤醒大地，一切被压迫的人民正在起来争取独立自由，一切已经获得独立自由的人民正在发展壮大，只有帝国主义压迫者、侵略者、掠夺者到处碰壁，寿命不长。不管杜勒斯的信念如何，帝国主义把千百万人民“可悲地陷入奴役的深渊的过程”是快要完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