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书刊评介

简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彭明
新近出版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是一本好书，是一本研究中国现代史、思想史、报刊史的重要参考书。
这本书，是一本资料书，又是一本带有科学研究性质的著作。这本书的编辑方法，和一般的资料书不同，它不仅仅是一些原始资料的汇集，而且是以相当大量的篇幅（约占全书的二分之一），对原始资料进行了评述。在评述中，编者对大量的原始资料进行了研究，对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例如，在对“新青年”杂志的介绍中，编者就分析了它的三个阶段，指出了各个阶段的特点，并从一些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的研究中，指出了当时文化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分化。又如，在对“晨报副刊”的介绍中，编者除了总括地论述了晨报及晨报副刊在五四时期的性质外，又分别介绍了李大钊同志在这个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和报纸上刊载的社会主义各种流派的著作、学说，以及俄国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反映。在这些介绍中，编者都予以评价，特别是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谬论都予以分析批判。再如，在介绍“星期评论”中，编者通过具体材料的分析，揭示了戴季陶等在当时大谈社会主义的目的，并在综述了“星期评论”上所发表的对内对外的政治、经济主张后，指出：“它所反映的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与幻想”。同时，编者也通过了大量材料的分析，指出这个刊物在当时所起的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客观作用。
除了对期刊的评述外，书中以另一半的篇幅，附录了有关刊物的发刊词和宣言，并附录了各种刊物的目录，这些附录提供了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原始资料和线索。
上述这种编辑资料书的方法和形式，给人们在阅读和使用这本书的时候，带来许多方便。
这本书不仅在其编辑方法和形式上有优点，而且内容也很丰富。仅在这一集中，就介绍了下列二十一种刊物：“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新潮”、“晨报副刊”、“湘江评论”、“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星期评论”、“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建设”、“少年中国”、“少年世界”、“星期日”、“少年社会”、“新生活”、“曙光”、“新社会”、“人道”、“觉悟”、“平民教育”和“解放与改造”。在这些刊物中，有许多是稀有的珍贵资料。通过以上各种刊物的观察，我们可以对五四时期的思想流派，有一个全貌的了解；同时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这个运动中所起的领导作用，也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
最近一个时期，历史学界研究中国近代、现代历史的兴趣浓厚起来了，人员也增加了。但是，人们大都感到资料缺乏的困难，因此，他们要求有关部门编辑出版一些系统的有关中国现代史的参考资料。“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的出版，可以开始满足了他们的一些要求。如果今后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这样几部以至几十部专题参考资料的出版，那就必将极大地推动中国现代史研究工作的开展。同时，这一工作，不仅要依靠北京的一些有关机关来做，而且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的中国现代史教学工作者和研究工作者，都可根据各地的特点和力所能及，编辑一定数量的专题参考资料。这样，分工合作，互通有无，将会收到更大的效果。
这本书在一些问题的评述和估价上，尚有可以商榷之处。在这里，我想举出以下几个问题，谈谈我的一些看法。
例如，关于研究系的性质，编者仅仅把它判断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集团”（第三五二页），而没有指出它的封建买办性，这是不够全面的。
研究系是在1916年形成的一个政客集团。研究系组成后，在国内投靠段祺瑞，在国外和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段祺瑞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嗾使下主张对德宣战，梁启超即以在野身分相呼应。1917年7月段祺瑞重新组阁，新内阁中有研究系分子六人，梁启超曾任财政部长。此后，研究系失势，但是在1918年的安福国会中，属于研究系的议员仍有二十多人。研究系的首领梁启超，曾经在戊戍变法运动时以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登上政治舞台，并起过一定程度的进步作用。但是，自那时以后，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样，即开始在政治上堕落，并一步步趋向反动了。
至于为什么研究系分子在五四运动时期也大谈其“社会主义”呢？这只有一种解释，即当马克思主义宣传运动已经迅速展开并已表现出它将获得广大群众欢迎的时候，反动阶级的正面抵抗已无能为力，他们不得不伪装一下，以达到反对社会主义和阻止中国工人阶级政党诞生的目的。正因为是这样，所以他们很快地也就暴露了他们的真面目。
和对研究系的评价相连系，编者把研究系的政客们列在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之内（第三七一页），这也是值得研究的。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运动，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新文化统一战线的结成，如果拿1915年“新青年”的创办为标志，那么根据研究系的政客集团当时在政治上的表现，似乎不能把他们列在文化统一战线之内。以后，他们还曾宣扬过封建文化（所谓“东方文明”）；到了1923年的所谓“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他们则是属于极端反动的“玄学”一方的（当时胡适、丁文江等人所谓的“科学”也是反动的）。因此，根据他们的前后发展过程来看，似乎不能因为他们曾经短时间内宣扬过基尔特社会主义和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目的是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把他们列在文化统一战线之内。
再如，编者在介绍“新青年”上的“无政府主义讨论”的专辑时，对“新青年”反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斗争的评价，似乎肯定不够。对这次斗争的不彻底性、缺点和错误予以指出，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编者的介绍却给人以全盘否定之感。事实上，“新青年”在当时反对无政府主义思想斗争上，曾经起过一定作用，有些论点在今天看来仍是不过时的。因此，编者在介绍这次斗争的不彻底性的同时，对其正确的地方，似乎也应该指出，而不必一概贬之为“繁琐议论”（第二七页）。
以上几点意见，是我看过这本书后随时想到的，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
总之，这本书是值得推荐的，它对中国现代史、思想史、报刊史研究工作所起的作用也会是重大的。特别是它会有助于五四运动史上的许多疑难问题的解决，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和各种资产阶级反动思潮作斗争，都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此外，多年以来，编者同志们跑遍了许多地区，搜集了丰富的原始资料，并经过了认真的研究，才写出了这样的一本书。这样的辛勤劳动，是值得尊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