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当十——文艺欣赏随笔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一以当十
——文艺欣赏随笔
王朝闻
笊篱，捞东西的用具。在北方的村镇，我
不只一次看见它，悬挂在面食店的门首。正如
用红布条来做的面条，成了以视觉形象见长的幌子。因为它和面食有过密切的联系，在面食
店门首引人注目地出现，不只是一种标志，而且可能是一种诱惑。它诱惑需要充饥的旅人，产生相应的联想和想像。
当成幌子来看，笊篱的形象，是不是不如红布条作成的面条完整呢？它的内容，是不是不如后者表现得明确呢？不见得。即令是后者，也不能说明一切。看样子人们也不企图要它说明一切。把笊篱当成幌子，不就是艺术的创作，但也和艺术创作有相似的地方。艺术创作，是生活实际、艺术家的劳动、欣赏者的需要组成的。只有联系着欣赏者的感受和影响，才能够判断艺术的思想和技巧的高低。
任何艺术，都不能说明一切，也不必说明一切。艺术家的本领之一，在于适应广大欣赏者的生活经验、情绪记忆、审美要求、欣赏习惯……，塑造出容易了解却又是能够唤起相应的再创造的心理活动的形象，让人们受到健康的思想感情的影响。去年我在重庆，听了一个有趣的曲艺节目。描写妄自尊大的猫，从各方面把自己幻想为老虎，所向无敌的兽中王。最后经不起事实轻轻一击，自我欣赏的好梦破灭了。有点像童话也有点像讽刺画的这一曲艺节目，当成再现生活的形象来看，它不过是在妄自尊大这一点，而不是在各方面，和某些人的性格相接近的。能够促使欣赏者由某一点联想到其他，是这些节目的重要好处之一。在这种有趣的形象之前，欣赏者不是简单地接受宣传，同时也是一种探索、发现和补充，得到欣赏的乐趣
（包括为古人担心）。因为欣赏者有所探索，有所发现和补充，作品的主题的影响也更深入。
最近看了一幅场面并不大，看起来觉得内容丰富的画稿。表现中朝人民血肉相联的关系，是从似乎琐碎而意义并不琐碎的生活侧面着手的。画面上唯一的人物，是一位朝鲜老大娘。她在给中国人民志愿军补军衣。中国人民志愿军不知到那儿去了，是执行任务还没有回来吗？画家没有向我们说明，似乎也不必特别说出。屋里只留下三个被包，三个挎包，三个水杯。三个水杯就放在老大娘面前的火盆上面，水杯里的水正在冒着热气。这是老大娘为他们准备着的，她像期待儿子归来一样在期待着志愿军。在这幅画稿里，用形象来表现的东西很有限，可是它包含了许多内容。在这种画稿里，崇高和伟大，不是外加进去的概念，而是平平凡凡的人物和事件中透露出来的一种精神。没有直接描写志愿军的行动，只描写他们的行动的影响的这种画稿，从人物的精神面貌着眼，着重表现生活中的美，能够引起欣赏者很多想像的这种画稿，单就国际主义精神的歌颂来看，不是较之那些规模不小，画得很细致，可惜不过是生活现象的平板叙述的作品更动人也更完整吗？生活现象的平板的但也是详尽的叙述，可能掩盖作者对于生活的无知和冷淡，却不能够得到令人心情激动的效果。
至今也还有要求艺术叙述一切的观众，也还有要求艺术再现一切的艺术家。向雕刻提出连环图画的要求，向雕刻提出多幕剧的要求，向雕刻提出长篇小说的要求，不只因为不了解雕刻的特长和局限性，也因为不了解艺术与生活的区别。如果对艺术提出的要求违反艺术的特征，那末，不叙述行动的肖像画和不描写人在活动的风景画，一切艺术，其存在的必要性都可怀疑。不是吗？它和复杂的现实本身比较，不是太“不完整”了吗？可是艺术创作的重要特征，是由复杂到单纯。单纯化的艺术形象，和生活本身可以有很大的区别。运用高亢的音乐（例如帮腔）来表现人物深思之类的内向的情绪状态，是从情绪激动这一点的着重描写，来和生活实际相接近的。要求创作里的形象和素材一样，难免取消艺术。正因为艺术不必是生活的复制，只画爆竹和红灯，题上字，欣赏者也可能被带进热闹的过年的幻境；只画一个干枯了的莲蓬和一只蜻蜓，可能使欣赏者想像出秋高气爽的景色；只画临刑前拒绝忏悔的英雄的冷静状态，看画的人联想得到狂风暴雨般的热烈斗争。要是不从本质上而是从形式上了解艺术是生活的反映这一原则，用朱色来画竹子的办法可以说是形式主义的；用歌唱代替说话的表演是精神状态不正常的胡闹；有关工艺和建筑的美学知识（利用特殊的造型的形式感来反映人民的感情，而又用这种反映来影响人民），也可能被看成是脱离实际的空谈。
以少胜多和由此及彼，也是艺术技巧的标志。特别是造型艺术，它只能是从生活的某一侧面而不是一切侧面来再现现实的。任何场面任何情节都不过是构成整体的一部分，重要的是它能不能够概括其他的部分。艺术家要善于选择最富于代表性的现象，而且着重它的某些特征。艺术家难做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能不能发现事物的内在意义，形成新颖的主题，而且为了适应新颖的主题，切合特定艺术样式，选择最富于代表性的现象，塑造不落陈套的形象，也就是典型化。不会典型地反映现实，不能算是有才能的艺术家。
典型的力量在于使人由作品里的这一个联想到那许多。这一个是艺术家认识生活的结果，也就是欣赏者再认识生活的出发点。欣赏者可以举一反三，艺术的这一个应当是一以当十的。“在有才能的作家的笔下，每个人物都是典型；对于读者，每一个典型都是熟识的陌生人。”别林斯基的这句话，在现代中国的作品中可以得到有形的解释。电影“两个营业员”，虽然还有分明的缺点，但它和前面提到过的画稿、曲艺一样，恰好表现了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因而它可能普遍使人们受到积极的影响。作者持了友善的态度在批判的青年营业员，那个习惯于城市商店工作方式和制度，不明白农村生活特点的青年，作为偏僻农村中的杂货店的营业员来看，我们感到陌生；可是，他那些自以为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言行，就思想的性质而论，我们感到熟识。因为这个青年不只代表了由城市调到偏僻的农村的营业员，而且代表了各行各业里在思想作风上还有毛病的革命者。当观众看到他那可笑的言行而笑了之后，可能脸热，感到刚才自己嘲笑过的角色里，也包含了自己的缺点在内。他虽然代替不了别的人，却也代表了许多人。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艺术，只就人物形象而论，也必须是万紫千红的。如果大家都只选择同一侧面，即令它是最重要的，画来画去都是它，画法又差不多，观众也难免感到腻，很难唤起新的想像。怎样才能够塑造出既有特殊性又是有普遍性的这一个呢？或者说，怎样才能够从复杂的生活现象里，找出最有代表意义的也就是所谓最有概括性的姿态、言语和表情呢？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是见得多，看得透。现实的复杂性，群众需要的多样性，给有才能而且努力的艺术家，提供了大胆独创的前提。要从普通的现象的反映里，揭示出重大的意义，需要有较高的技巧，出众的眼光。可是有些把题材当作主题来对待的艺术家，以为写生习作可以代替典型化的艺术家，还没有向生活进行探索，就匆匆放下他的扩大镜，结束了他的劳动。不着重反映人物的性格，特别是人物的个性，只在一般的现象上用笔墨，以建筑为题材就只画施工的场面，以炼钢为题材就只画出钢的场面，好比以积肥为题材就着重描写积肥那样，不见得作者不知道别出心裁地塑造人物的重要，困难在于自己心中无数。因为心中无数，只有在一些不便于塑造典型的，形象容易流于一般化的现象上卖力，甚至重复别人既成的创造。
怎样从现实的各个方面来进行反映，创造富于个性的典型人物，传统戏剧中有不少可供画家参考的范例。那怕是为了体现同一观念，例如为了嘲笑缺乏韧性的生活态度，同是以朱买臣的妻崔氏想和丈夫恢复关系为题材的，京剧“马前泼水”和湖北巴陵戏“夜梦冠戴”，是完全不同的生活侧面。前者着重表现的是崔氏要求做了官的朱买臣收留她，在大街上受了羞辱。后者是描写崔氏做梦，梦见她过去看不起的丈夫朱买臣，派人来迎接她；剧作者从人的下意识活动的描绘着手，对有些人的品质和思想，进行了含蓄而又尖锐的批判。就崔氏的生活而论，这两个戏都是冲突的余波，可是它也很能揭露人物的性格，便于体现特定的主题。由此可见，艺术的创造有很自由的天地。人民所喜爱的性格，例如智慧，在传统戏曲里也得到了千变万化的表现。就这一优点的表现来说，诸葛亮自己出头的“草船借箭”和“空城计”很好，不直接出头的“黄鹤楼”也不坏。
一以当十是相对的。这一个可以代表其他，却不是代替其他。为了赞美妇女的争自由，不只描写采取武装斗争的白素贞才是最动人最有意义的。和父亲闹翻了脸的王宝钏，在爱人的坟上碰死了的祝英台，在战斗中选择爱人的穆桂英，在梦里看见爱人的杜丽娘，具体状况的区别很大，但都是很动人很有意义的形象。在戏曲里，有许多受损害而起来斗争的妇女，有一个大家共通的特点——不妥协。她们的性格，她们受害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斗争的对象和斗争的方式也千差万别。杜十娘用李甲最关心的东西（财富）来羞辱李甲；秦香莲还击陈世美时借助于有利于斗争的社会力量；“三上轿”里的焦氏，忍着一时的屈辱，怀了短刀去同仇人拜堂；焦桂英活着的时候没有得到胜利，变成鬼也要继续斗争。
没有特殊也就没有一般；受封建势力蹂躏的李慧娘，她的个性和处境都不像喜儿和小飞娥，不像祝英台和白素贞，不像所有的要求自由的妇女的典型，不是“红梅阁”的缺点而是它的优点。正因为李慧娘与众不同，才不至于被其他艺术品里的妇女典型所代替。李慧娘不像小飞娥一样本来就有爱人，不像喜儿一样本来就有爱人，在游西湖时看见了陌生的然而使她倾慕的少年裴生，透露出要求改变现状的（那怕是连她自己也还不明白是什么意义的）愿望，无损于作品反封建的意义。不能说贾似道要像黄世仁那样强占别人的未婚妻才是罪恶，依靠合法地位妨碍了人们的自由就不是罪恶。更不能说李慧娘本来有爱人才应当反击仇人，本来没有爱人就该当挨贾似道的杀害。不论事情发生的早晚，也不论当事人的认识是不是明白，李慧娘不安于自由被妨碍的处境，渴望获得真正的爱情，其性质是不以具体情况的复杂性为转移的。也正如姚安杀绿娥萧方杀翠娘，杀妻的动机不尽相同，但就蔑视妇女的人格这一点而论，没有根本上的区别。如果强求李慧娘这一个妇女向别的妇女看齐，只要一般性而不要特殊，那么，不能用别的话来解释，只能说是生活的简单化，艺术内容的一般化。不是扩大艺术取材的领域，而是缩小了它的领域。
为了适应艺术欣赏者多方面的要求，反映现实只有从多方面着眼。艺术所要求的典型化，不是现实生活的简单化。着重描写人物的行动可能塑造典型，不写人物行动，只借助于它的影响的描写，也可能塑造典型。在次要人物身上着力，不见得就是企图避开生活的重点，不是为了着重表现主要人物。个性的某一方面被强调，例如“思凡”里的小尼，在表演上着重她不安于不幸的现状和着重她幻想幸福的未来，都可以是有力的反封建的形象，都可能是完整的形象。但愿艺术领域中，不是减少而是增加富于代表性而且是富于独创性的形象。
（1959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