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文摘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报刊文摘

报刊文摘
算账里面大有文章
算账大有好处，算账万分必要，算账里面大有文章。我们反对算账派，因为他们从保守思想出发，算消极账，算促退账，妨碍建设事业的前进。但我们革命者也要算账，我们算的是积极账，促进账，从而保证我们能跃进得更快，跃进得更好更全面。
不算账，心中无数。心中无数，就不能提高信心和增强勇气；心中无数，就难免轻重倒置和迷失方向。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说过：“常常听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务时说出来的一句话：没有把握。为什么没有把握呢？因为他对这项工作的内容和环境没有规律性的了解，或者他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这类工作，或者接触得不多，因而无从谈到这类工作的规律性。”可见，对于工作的内容和环境有规律性的了解，很能够提高工作的信心和勇气。怎样才能对工作的内容和环境有规律性的了解？除了要依靠实践，依靠对客观事物反复的观察之外，更要进一步根据观察所得的材料经过综合和分析来进行研究，化感性为理性，从现象提高到本质。算账，其实也就是一项综合分析的研究工作。算账算得好，算得全面，算得正确，可以帮助我们对工作的内容和环境有规律性的了解，就会感到有把握或者把握大起来，因而也就有助于提高信心和增强勇气。
但是，算账也要看怎么个算法。
有些人越算越糊涂，越算越胆小，越算越觉得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他算的是死账，不是算的活账，他只算困难账，没有算能够克服困难的账，只算小账、近账和经济账，没有算一笔大账、远账和政治账。这样去算账，只能够一叶蔽目不知有天，算得糊里糊涂、提心吊胆。
有些人越算越觉得可以高枕无忧，以为一切皆可以探囊取物，唾手可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算的是理想账，不是算的实际账；他们只算有利条件的账，而没有去算不利条件的账。这样的算法，也会使人越算越糊涂的。
因此，我们说，算账里面大有文章。这文章的做法，就是要算活账，不要光算死账；就是既要算现成的账，更要算发展的账；要算大账、远账，也要算小账、近账；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既算不利条件账，更算有利条件账；既算困难账，更算克服困难的措施与办法的账；既要算物的账，又要算人的账。算得清，分得明，看得全面，抓得准确，掌握了本质，算账才算是算到了家，才起了积极的作用。
（摘自上海“解放”第五期作者潘雨舟）
既见“舆薪”，又察“秋毫”
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对于成绩和缺点的看法上，常常存在着全面和片面、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间的对立。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总是表现为一个对立的统一过程。在获得巨大的成绩的工作中，也会出现个别小的缺点。问题在于要作具体分析，分清哪是主流、哪是支流，哪是九个指头、哪是一个指头。如果只看见九个指头，看不见一个指头，把九个指头当成十个指头，那是片面的。反之，如果只看见一个指头，看不见九个指头，把一个指头当成十个指头，那就更是错误的了。“以九概十”，肯定一切，就会停滞不前。反之，“以一概十”，否定一切，就会把事情完全弄反了。
我国1958年的大跃进，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但也不能说，在所有的一切工作中一点小缺点也没有发生。但是，这些缺点，归根到底，只是十个指头中不到一个指头的问题。从辩证法的观点看来，就要既见大成绩，又见小缺点；肯定成绩，克服缺点，方向明确，信心百倍，不断地从胜利跃向更大的胜利。
“孟子”“梁惠王”篇里，有一句话说：“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也就是说，小如一根毫毛也看得清，却看不见一大车柴薪。这句话可以借用来形容那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观点。用形而上学的方法看问题，常常表现为能察“秋毫之末”，但不见“舆薪”之大；而不是既见“舆薪”之大，又察“秋毫之末”。因而就常常是把“秋毫之末”，当成了“舆薪”之大。这种片面观点，常常是使人小则丧失信心，迷失方向；大则有走向和自己出发点相反方向去的危险。
这种看问题的直线化、刻板化、绝对化和孤立片面化，是形而上学的特点。用形而上学观点看事物，总是表现为要就是只看这一面，要就是只看那一面；要就是肯定一切，要就是否定一切。客观事物的辩证过程，一旦被反映到形而上学的头脑里，立刻就变成了片面的绝对化。在这种眼光看来，任何事情，好就是绝对的好，永远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永远的坏。他们不知道，在一定的条件下，坏事可以变为好事，好事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他们只知道失败就是失败，不知道失败还可以成为“成功之母”；只知道错误就是错误，不知道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我们主张要学会用“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方法看问题，用“两点论”的观点看问题，就是要克服那种形而上学的片面性，用辩证法的全面观点看问题；就是要求人们在一切实际工作中，学会熟练地运用唯物辩证法。
（摘自“新建设”第三期，作者吴传启）
纪律与自由是矛盾的统一
人们的一切社会活动，归根到底，无非是进行阶级斗争或生产斗争。这两种斗争的最终目的，皆在于改变人们生活的和精神的不自由或不甚自由的状态为自由或更自由的状态。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人们获得免于受剥削阶级统治和压迫的自由。
为了顺利地进行斗争和取得斗争的胜利，人们在斗争中就必须组织起来，为争得共同的自由而一致行动。而组织起来，又必须有共同遵守的纪律，以维系和指导人们一致的、集体的行动。纪律之所以必要，在于把斗争中人们的行动，纳入统一的、效果最大的战斗中去，以便争得共同的自由。人们在斗争中获得的自由，乃是在遵守共同的纪律下，一致行动的结果。先有共同遵守的纪律，才有人们共同的自由。当然，在另一方面，纪律在斗争过程中，又约束着人们的某些自由。但，纪律所约束的，乃是不利于人们共同地去争取自由的那种“自由”。因之，纪律与自由是统一而又对立的，其统一是基本的，对立是相对的。
人们为了更好地进行斗争，争取集体的自由，用纪律以统一人们的行动，乃是自然而合理的事。但某些人对于“纪律”一词，往往有着畏惧心理；一提起纪律，就认为不自由。他们在纪律与自由间，看到的只是对立的一面，看不到二者基本的统一的一面。
人民公社的“四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和管理民主化），乃是适应公社生产和生活更高程度集体化的、巨大规模的生产斗争所必要的和正确的措施。铁般的事实证明，农民已获得了而且正在继续获得历史上从来未有过的自由。譬如，有了一心一意进行劳动生产的自由，有了在生产中充分发挥个人智慧才能的自由，有了建设美满幸福生活的自由，也有了免于饥寒贫病的自由，等等，从根本上讲，今天农民失去的是农民的不自由，今天获得的，才是真正的、伟大崇高的自由。
（摘自广西“思想解放”第五期，王子杰“略论纪律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