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戏剧写真人真事问题的讨论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报刊文艺评论摘要

关于戏剧写真人真事问题的讨论
今年1、2月号“剧本”月刊上展开了关于创造新英雄人物和写真人真事问题的讨论。这是一个涉及到当前文艺创作问题的很有意义的讨论。在这里，我们摘要发表了其中对于“写真人真事”问题的一些意见。
既不拘泥于真人真事，又不能违反历史真实
我们演出过不少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剧本，如“刘胡兰”“红色风暴”“把一切献给党”“白鹭”等，这些剧本都是歌颂英雄人物的，从这些剧本我们觉得根据真人真事的素材是可以写作剧本的，但是最好不要拘泥于真人真事。如果过于拘泥真人真事，对创作的限制是很大的。能集中概括加工要好些，对于历史上有了定论的英雄，如刘胡兰、林祥谦、施洋、刘惜芬等在重大的问题上应照顾历史的真实性，在具体细节上是容许创造的，既不拘泥于真人真事的素材，而又不违背历史真实。“红色风暴”原来素材中林祥谦并不是住在破棚子里，生活也没那么苦，但剧本把他写成住在破棚里，这对刻划这个人物有利。“刘胡兰”的素材中并没有秀英这个人物，但剧作者增加了这一个人物。但“白鹭”初稿把刘惜芬的姐姐写成叛徒，而本人又不是叛徒，引起人们的反对，这种为了表现一个英雄人物，不惜把别人贬低了、歪曲了，这是不妥当的。因此演出本经过原作者同意作了修改，把姐姐改成现在的样子。当然具体的细节也并不是与她姐姐当时的生活完全一样，不过重要的问题（有无叛变的问题）已照顾到历史真实了。根据真人真事写作的剧本，和其他的创作一样，是不能脱离政治去追求艺术的完整性的。
（吴雪：“关于描写英雄人物及其他”）
真人真事和提炼题材
从真人真事到活生生的艺术形象——这便是艺术创作的全部工作。一个创作者煞费苦心要做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不过各人有各人的做法。有的采用一个具体的人、一件具体的事，经过调度安排，去粗取精，创作成功一部艺术作品；不过即使是这样，他也是以他的全部生活经验作基础的，否则他就无法掌握住这个具体的人、这件具体的事，也无从安排调度，去粗取精。有的则是根据许多人、许多事来构思他的作品，来创造艺术形象。根据一个人、一件事也好，根据许多人、许多事也好，归根结底，艺术创作离不开这些人，这些事。也就是说离不开现实生活。神话中的
“人物”，都逃不脱这件规律，只不过反映得曲折一些罢了，何况表现现实生活的艺术作品呢？但是也由此可见，生活的原样，不加制作，却不能成为艺术作品，也是创作者逃不脱的一条规律。所以，写真人真事这件事本身，没有什么得失可言，得失问题在于别的方面。
得失在于哪些方面呢？
我觉得也不在于有些作者因为囿于真人真事而被捆住了手脚这样一种现象上。这种现象的产生，依我看，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作者只根据一个人、一件事而进行创作，是因为作者的生活经验和创作经验不足而束缚了自己。这样的作者大都是初学写作的，或者是群众中的业余作者。我觉得我能了解这样的作者的苦处，因为我是其中的一个。当自己作为学习，要写一些“作业”的时候，总是根据自己知道一件事，几个人，和原样大致不差地写下来，有时也想进行更多的综合和概括，但是限于思想水平和艺术修养，吃力更甚，而且往往搞不好，所以对于这种现象，我觉得与其从写真人真事的得失上谈，不如从提炼题材的角度上谈，更切合实际。
（乔羽：“也谈写真人真事”）
写真人真事的作品也是有集中和选择的
实际上完全写真人真事也是不可能的，那些写真人真事的作品实际上也有了集中和选择的。生活中一个人生存几十年，开一个会几个钟头，我们从没有见过一个写真人真事的作品，真实地把他几十年的生活无遗地都写出来，因为作品中的空间和时间是大大缩小了，一个戏最多三个半小时，怎可能如实地在戏剧舞台上开三个钟头会呢？！因此写真人真事的作品，只不过是写其中的一桩事、一个片断，根本不可能完全和真人真事一样。但是在现实中就有些人对这些写真人真事的作品，连个别情节的真实性都要认真的要求，甚至说话声音和手势必须和真人一样，这是不应该的，是对创作有害的。作家不必拘泥于生活中的实事的细节，要忠实于生活的本质，抓住生活发展中主要的（当然次要的也不是绝对不要写）可以大胆抛弃非本质的事物，而且只有抛弃非本质的东西，才能具有更高的概括性，和具有更大的真实性。
写作品不要限于完全与真人真事一样，非用真名实姓不可。要求与每一事件的细节都一样，这是作茧自缚，也是违反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但对于群众中写真人真事的作品，就不能与此同日而语。群众写的作品有的也是经过加工和选择的。有的因为他们了解生活范围有限，也难于作更大概括，对于这些作品首先应该鼓励，同时对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他们逐渐从写真人真事的情况下解脱出来，写出更高的作品，不只是对可歌可泣的事能作自然形态的记录，也能更好的进行戏剧创作，这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李超：“创造最新最美的英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