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包身工”引起的回忆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从“包身工”引起的回忆
夏衍
1927年，我的组织关系在上海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那时，我做过一个很短时期的工会工作，认识了一些在纱厂工作的朋友。后来工作调动，就离开了。1929年年底，我住在沪东唐山路业广里，因为这是工人区，所以有几位做工人运动的同志还常常到我家里来“落脚”——把一套蓝布工人服放在我家里，他们穿了长衫或者西装到我这里来，换上工人装束到工厂去，工作完了之后再到我这里来换回原来的衣服。从这些同志的谈话中，我知道了“包身工”制度，和这些年轻女孩子们的非人的生活。一年多以后，上海艺术剧社被解散，我们组织了流动演剧队到工厂去演出，为了找关系，我又和一个过去认识的、在基督教青年会办的工人夜校里担任教员的同志接上了关系（她就是我后来在“包身工余话”里写的那位冯先生）。她告诉了我许多关于包身工的事情。“一·二八”战争后，沈西苓同志要写一个以上海女工为题材的电影剧本，我就把包身工的材料告诉了他。这就是后来由明星公司拍成的“女性的呐喊”。这是第一部写包身工的文艺作品，但是一方面由于我们对这方面的体会不深，生活不够熟悉，同时由于当时的环境限制，拍成之后又遭到了电影审查官的一再删剪，这部影片的成绩并不很好。但是，由于要写这部电影，我们又重新搜集了一些包身工的材料，了解得多了一些，包身工的悲惨生活更使我们这批知识分子感到“灵魂的震动”。我也看过不少描写女工生活的文艺作品，在日本的时候，我也看到过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一致认为生活水平最低、劳动条件最坏的日本的纺织女工的生活，可是，拿日本女工来和包身工一比，那就是天堂和地狱了。这时候我才知道，在二十世纪的帝国主义经营的工厂里，原来还公然地保存着奴隶制度。我感到愤怒，我觉得非把这个人间地狱揭发出来不可，于是我决心写一篇小说，开始进一步的了解包身工的生活，但是后来因为工作忙，就搁下了。直到1935年，上海党组织遭到了又一次很大的破坏，我们文化方面的几个主要负责人都被捕了，组织上要我暂时隐蔽起来，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开始了有关包身工的材料的搜集。
经过“沪东公社”（进步分子利用基督教青年会的机构，在杨树浦办的一个以工人夜校为中心的服务组织）的同志们的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在日本内外棉纱厂做工的青年团员杏弟。和她谈了几次之后，觉得真的要了解包身工的生活，单凭搜集材料是不行的，非得实地视察不可。我找到了一位在日本纱厂当职员的中学时代的同学，到包身工工作的车间去视察了几次，对她们的劳动条件有了一些了解，可是要懂得“带工头”对包身工的管理制度，她们的生活情况，那是非得亲自到包身工们住宿的工房去调查不可的。对现在的年轻工人来说，那种情况恐怕是已经很难于理解也很难于相信的了，在当时，包身工住的工房，实际上是一所管理得十分严密的监狱。包身工的工房，是由日本警察、巡捕、带工头手下的流氓紧紧地封锁着的，他们为了防止这群“奴隶劳工”和外界接触，任何“外头人”是不能走进这个禁区的。在“包身工”里我说过，这些“包身工”是“罐装了的劳动力”，资本家把她们密封起来，不让她们和外面的空气接触，这些话一点也没有夸张。为了突破这种封锁，我得到杏弟的帮助，混进去过两次，但是在这之后，就被带工头雇用的“下手”们盯住了。对于这种观察特别困难的，是包身工们一清早就进厂做工，晚上才回工房，所以要看到她们上班下班的生活，非在清早和晚间不可。当时我住在麦特赫斯德路（现泰兴路），离开杨树浦很远，这样，为了要在早上五点钟以前赶到杨树浦，就得半夜三点多钟起身，走十几里路，才能看到她们上班的情景。这样，我从3月初到5月，足足做了两个多月的“夜工”，才比较详细地观察到了一些她们的日常生活。由于她们受着三重四重的压迫，遭受过无数的磨难，所以这些小姑娘们是不敢轻易和人讲话的，不仅像我们这样的人，即使同厂做工的“外头工人”，要和她们讲话也是很困难的。杏弟是一个热心人，她为了帮助我了解情况，曾经几次赶上早班，混在她们队伍里面，打算向她们探听一些内部的情况，可是，当包身工们看了一下她的服装，打量了一下她的身分之后，很快地就“警惕”了，有的人根本不吭声，有的人甚至将她看成了“包打听”，用憎恶的眼光看她一眼。由此可见，在那种情况下，要真真听到她们心里想说的话，要了解她们心底的苦痛，是很不容易的。
关于她们的生活情况，根据当时我能够调查到的，都已经写在那篇报告里了。这是一篇“报告文学”，不是一篇小说，所以我写的时候力求真实，一点也没有虚构和夸张。她们的劳动强度，她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当时的工资制度，我都尽可能的作了实事求是的调查，因此，在今天的工人同志们看来似乎是不能相信的一切，在当时却是铁一般的事实。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使我特别印象深刻的，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流氓特务这一切恶势力的紧密结合。为了压迫和榨取这成千上万的孤苦无告的包身工，日本帝国主义者、工部局、带工头、老板、帮口头子、国民党特务、以至当地的地痞流氓，完全结成一条统一战线。在这个地方，既没有所谓国家主权、政府法律、更谈不上生活保障和人身自由。解放之后，在镇反运动的一次诉苦大会上，我听到过一个老年的纱厂女工说：“你们说，我们给资本家做牛马，其实呀，连牛马也不如，我们是苍蝇、蚊子一样的虫豸。东洋人老板和带工头打死一个工人，好像在地上踏死一个蚂蚁一样，一点也不算稀奇。”这是实话，一点也不假的。
解放之后，我去看过上海的曹杨新村、控江新村，我也曾去看过工人医院。看到这些，不知别人是什么感觉，我却总会很自然地联系起包身工的生活。包身工的形象，想起来就会使软心肠的人流眼泪。什么面黄肌瘦、骨瘦如柴这些话，都是不能形容她们的真实情况的，没有病的包身工是很少的，最多的是肺病、脚气病、皮肤病。有些包身工的两只脚已经肿得像碗口一样粗了，还是成天成夜的站在机器旁边工作。去年冬天我在北京参观了一处女工宿舍，看到她们床边有书籍、报刊、雪花膏、香水等，我替她们感到了幸福。最初我混在包身工群中观察的时候，最使我受不了的是那种难闻的臭气。那时正是上海的5月黄梅天季节，包身工们是成年累月不可能洗澡、洗头和换衣服的，请你们设想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滋味！
我写那篇“包身工”是在1935年（发表是在1936年春），离开现在已经二十四年了，这样计算一下，对现在的青年工人来说，大概这些都已经是“历史上的陈迹”了。在那个悲惨的时代，今天的青年人还没有出世。那么，我想，回头来知道一点过去的事情，就会更深刻地感到作为一个毛泽东时代的工人的幸福。人吃人的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工人给资本家当牛马、当虫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是我们得记住：要赶走帝国主义，要推翻这个人吃人的社会制度，我们的先人曾付出了无数的生命、血汗和眼泪。幸福，不是无代价可以得来的。为了今天的幸福，为了更幸福的将来，爱党、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中国而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应该是我们青年一代的责任。
〔原载“中国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