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回忆录谁敢摘掉我的红星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革命回忆录谁敢摘掉我的红星
　　少将　蔡炳臣
1932年那年，夏永明同志已经四十岁了，他长得又胖、又壮，眼睛常眯缝着，一笑起来满脸皱纹都一块往两只眼角旁集中，眼睛就藏到这些皱纹后头了。大嘴唇厚厚的，轻易不说话，说出一句来只几个字，利索、有劲。
他在连队里做炊事员工作。驻防时，炊事班的活计干完了，他就替这个新战士打双草鞋，再不，就替那个新战士补补衣服。行军时，他挑着伙食担子笑呵呵的跟在连队后面“压阵脚”，谁要是一掉队，他便凑上来说：
“小伙子是来帮忙来了，还是来和我搭伴呀？”
这时候掉队的人，就会不好意思的喊一声：“咱们到地方再算帐！”脚上加加劲紧往前面赶。
夏永明同志参军前家住皖西六安县乡下，家里有父亲、老婆和两个孩子。父亲上了年纪，家里靠他一个人种田过活，苦熬苦挣的勉强混日子。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军队你来我往，经常在这一带路过，每过一回，刮地三尺，老百姓身上得脱一层皮。到1930年，蒋介石派兵围剿红军，国民党四十六师的队伍一开过来，日子简直一天也活不下去。一天，夏永明家断了粮，他拾上个口袋出去求借，跑了半日还是两手空空。没办法只好饿着肚子回来。到家门口，听见自己老婆在屋子里喊叫。夏永明猛地一惊，准知道家里出了事，顺手摸了根棒子撞进去。屋里，一个喝得醉熏熏的四十六师的军官正扯他老婆衣服，还有一个大兵，把两个孩子坐在腚底下，嘴对着瓶子往肚里灌酒，老爹爹倒在地上断了气。夏永明一见，朝那军官后腰上就是一棒子，打得那家伙叫着栽倒在地上。那大兵见事不好，丢下酒瓶子便跑出去了。夏永明心想：一不做二不休，骑在军官身上一阵暴打。正在这时，那大兵领着十几个人赶来。被打得哼哼呀呀的军官大声喊：“把这一窝子都给我揍死，我看都是红匪。”
说着，那十几个大兵，早已抡起枪把子来，不分老小一顿乱打。夏永明先还听见两个孩子哭叫，后来昏过去便什么也听不见了。
等夏永明醒来，已是深夜。
屋子里一片漆黑，他摸索着找油灯，没找到，拿块松明点着，只见老爹爹、老婆、孩子横躺竖卧倒了一地。老婆的衣服被撕得稀烂，两个孩子挤在墙角里，旁边一大滩血。他摸摸这个，这个一动不动，又推推那个，那个也一动不动。屋里的家什被砸得乱七八糟；箱子，盆子，锅，没剩下一件囫囵的。
完了！只半天功夫夏永明被国民党白匪军祸害得家破人亡。他只觉得天旋地转，一头跌坐在他老婆身旁，眼睛直楞楞的盯着两个孩子。好像他再也起不来了。
破碎的窗户、门被风吹得忽哒忽哒响，松明的火苗一劲跳闪。他忽然在地上发现了什么，拾起来看，原来是那个狗军官的帽子，上面钉着个“青天白日”的帽徽。夏永明将帽徽揪下来，狠狠的摔在地下。
第二天，夏永明把惨死的一家老小掩埋起来，反锁上门走了。
就这么的，夏永明参加了红军。
他刚到部队时，还是愁眉苦脸的，和国民党部队打了几次仗之后，看见每回都消灭很多敌人，慢慢的脸上才有了笑容，变得和谁都亲亲热热的了。
大家都喜欢他，因为他工作作的特别好。不管驻防、行军、打仗，也不管战斗多么激烈，夏永明准能给大伙按时开饭。他挑的伙食担子，油盐酱醋，勺盆碗，外加上他自己挂在扁担两头的斗笠和竹笛，准比别的同志挑的重二三十斤，但，不管情况怎样紧急，也丢不掉他的伙食担子。
说起来很有意思，我和夏永明的交情，是从锅巴开始的。
我到部队时，他已经是个老炊事员了。他烧饭烧的特别好，没有菜也能吃几大碗。特别是他烧饭烧出的锅巴，焦黄焦黄的。他淘完饭，再烙一会，用锄饭的小铁锨在锅中心使劲一敲，哗一声，锅巴都掉在锅底上。他总是把这些锅巴分给各排工作好的同志吃。
一天，吃完晚饭我从伙房门前过，看锅台上一大块锅巴，忍不住进去捞了一块，刚往嘴里填，叫他看见了，他把脸一沉：
“小蔡，做啥！没看见通讯员小刘送信还没回来，这是给他留的！”
我一看撒腿就跑，这一跑倒把他逗笑了，他在我身后说了一句：
“哼，小鬼，真挑皮！”
不几天，部队在麻城南打沧子铺来增援的学生军，我缴了一支步枪。也是吃完晚饭之后，夏永明喊我：
“小蔡，你来！”
“做什么？”我过去问他。
“嘿嘿，你想吃锅巴吗？”
“怎么不想吃，你舍得给呀！”
“哈，缴了枪吗，给你！”看他那个样子，比他缴了枪还高兴。
他拿出来一大块锅巴，一点一点捣碎了放在一个大碗里，还给浇上两勺肉汤，热气腾腾的。我一尝真香。他先看着我吃，一会拿起他的黑油油的竹笛来吹上了。
我寻思，这是给我贺喜呢！没等我开口他说了：“小蔡！这算给你摆庆功宴了，往后好好干，多缴枪、多杀白匪，有得锅巴吃！”
从此我们俩有了交情，不过工作不好时，一样吃不着锅巴。
西安事变之后，1937年10月，我们在江南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奉命改编成新四军。
改编之后，要换衣服，换帽子。要把钉着红五星的八角帽摘下来，换上带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大家思想都不痛快。开大会，开小会，领导上再三再四的解释：“我们是为了团结抗战”，大家才不再说什么了。
可是，夏永明同志，怎么的也抹不过来这个弯。
换衣服这天，老夏还照旧，穿着红军的灰土布衣服，戴着八角帽。
伙食班长去给他换帽子，他说：
“我不换！我当红军就是冲着这八角帽和红五星来的。”
“指导员讲了多少遍了，你没听呀！团结抗日吗！”伙食班长讲得不耐烦了，动手替他换。
这下子他可火了，一胳臂将伙食班长拨开，往后退了两步，瞪着大眼睛说：“我看谁敢来摘我的红星！”看样子这时谁要往前走一步，他真会一拳给打回来。
伙食班长叫他这一喊楞住了。
这一吵闹围上来一大帮人，连长、指导员都来了。
大家散了之后，指导员和他唠了半天，他才把八角帽纸包布裹的收起来。可是，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他还是没戴。
夏永明同志在部队中作炊事员工作，一直作了十多年。队伍扩大了，叫他去当管理排长，他说：“我不去！我这角色很好，排长让给年青人吧，他们年纪小伶俐。”
我和夏永明同志分别了一个时期，1941年我在新四军二师十一团担任政委工作时，又和他遇在一起了。那时候根据地扩大了，地方上需要人，领导上为了照顾他年龄大，在部队上工作不方便，确定把他转到地方上去工作。我到炊事班去看他，给他送行。
夏永明同志还是那个老样，前额上好像多了几条皱纹，看他的精神又像比以前年青了几岁。
“老夏同志。”现在同志们已经这样称呼他了。
“老夏同志，再给块锅巴吃吧，往后要吃不成了。”
“我知道政委来准得要锅巴吃。”他说着给我泡了一碗肉汤锅巴。
“吃吧，我要走了，以后吃锅巴时，可想着我！”
他看着我吃完了才去收拾行李。
我们大家一直送了他好远才分手，分手时他握着我的手说，“政委，我走了，等打完鬼子再见！”他和大家挨个握了手，然后戴上那斗笠摇晃着走去。这使我想起了他挑着担子，跟在队伍后“压阵角”时的样子。
他都走得很远了，斗笠上画着的一颗红星我们还看的真真的。
（原载“长春”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