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将才”单文生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谈“将才”单文生
一看见这个标题，也许大家会误认为我是来谈论军事问题的，其实不然。我只是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谈这个问题。
什么是“将才”呢？我以为这是指的领导才能，包括工农商学兵各种不同的性质和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都在内的。不管做什么工作，在大小不等的范围之内，总要有一些人担负一定的领导责任，他们就需要具备一定的“将才”。这样说来，“将才”毫不神秘，而是日常工作中随时随地可以遇见的。我们应该培养大批的“将才”，普及“将才”，使他们为广大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最早谈论“将才”的人不知是谁。据我所知，在中国古代有系统地谈论“将才”问题的倒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军事家——孙武子。这位春秋时代的军事家是否真的著了“兵法十三篇”，现在很难断定。但是，据考证，这部书十之七八是由后来的曹操依照孙武的零篇断简，加以删削补充整理而成的。这笔功劳应该记在曹操的账上，才是正理。
孙武自然是古代的大将才，而曹操比起孙武，却是更全面的将才。他不但是大军事家，而且是大政治家，大文学家。在曹操整理的“孙武子兵法”中，有一句名言可以看成是关于“将才”的定义。这就是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这个定义可以说是关于“将才”的最初的理论概括。这个定义的提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创举。但是，由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这个定义当然是不完全的，十分不能符合我们的要求。因为历史前进了一千几百年，我们今天的将帅和士兵、将帅和将帅、士兵和士兵之间的关系，随着形成这些关系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变革，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不管古人多么高明，他们无论如何是不足以与我们相比拟的。所以我们必须从今天的角度去重新研究古人的论点，加以批判性的诠释，吸取其中某些精华，而扬弃其糟粕，以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在我们现在看来，所谓“智”，就是要求一个领导人员足智多谋，英明善断；要善于与自己周围的人交换意见，特别是要能虚心听取相反的意见；要善于观察形势，而又能当机立断。这样的领导人员不但要具有高度的政治水平；而且要有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和各种知识，能够灵活地运用理论原则去指导实践，又反过来充实理论的宝库。
所谓“信”，这在现在看来，不但是要求领导人员能够以身作则，取信于民；而且要求领导人员说到哪里就做到哪里，忠实地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贯彻实现党的决定和指示，老老实实，实事求是，不夸大也不缩小成绩和缺点，说实话、干实事，把我们对于党的无限忠诚和对人民的绝对负责精神统一起来，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长远利益，与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统一起来。
所谓“仁”，在我们现在看来，这就是为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而不顾牺牲自己的一切，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的那种大无畏精神。对于真理，我们要无条件地服从，而对于一切违反真理的，就必须坚决进行斗争，毫不容情，毫不徇私。
所谓“勇”，这不但是要敢于负责，不怕困难，不因为工作受到挫折而垂头丧气，不怨天尤人，不退缩和逃避现实的艰苦斗争；而且要积极地为完成任务而奋勇工作，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敢想、敢说、敢干，坚持革命到底。
所谓“严”，也有几方面的意义，就是说：对待一切问题要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不含糊，不苟且，不模棱两可，不敷衍搪塞；在大是大非的面前，态度尤其要明确，立场鲜明而坚定，把是非的界线划分得清清楚楚，对于错误的决不妥协，对于正确的全力支持；在工作中要求严格，有赏有罚，纪律严明，并且抓紧督促检查，反对自由主义。
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与曹操相距一千七百多年，与孙武相距二千五百多年，他们那时候的经验当然远远不足以比拟于今天。我们更不是厚古薄今者流，绝对不会去崇拜古人，尤其不会去崇拜曹操。我所以说出这一篇话，无非是想做到古为今用，让现在的人们知道，古人早已注意领导的才能，积累了许多丰富的经验，我们难道还不应该更加注意领导的艺术，培养更多的领导人才，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服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