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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许多接近达赖喇嘛的人列举事实证实 叛乱分子劫持达赖喇嘛无法抵赖 所谓达赖喇嘛出于自己意志离开拉萨的说法纯是鬼话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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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59-04-24
第5版()
专栏:

拉萨许多接近达赖喇嘛的人列举事实证实
叛乱分子劫持达赖喇嘛无法抵赖
所谓达赖喇嘛出于自己意志离开拉萨的说法纯是鬼话
新华社拉萨23日 电此间许多接近达赖喇嘛的人用大量确凿的事实,揭露叛乱分子劫持达赖喇嘛的具体情况,这些事实,证明所谓达赖喇嘛离开拉萨是“出于他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不是被劫持”的说法,完全是捏造。
孜仲居玛(按:孜仲是达赖喇嘛子弟的意思,居玛是僧官名)洛桑多吉,曾在3月10日参加了叛乱头子功德林扎萨在罗布林卡诵经堂召开的一次会议。据洛桑多吉揭露,叛乱分子在那次会上就决定控制达赖喇嘛了。洛桑多吉说:“当时会上曾有这样的决定:第一、达赖喇嘛除上下两殿和大昆寺以外,不能随意行走;第二、为达赖喇嘛
‘安全’计,除古松代本以外,另增添政府官员和‘人民志愿军’为警卫军,驻扎罗布林卡,并组织指挥部由马基堪穷·雪苦巴等为总指挥(称为常务司令)。关于总指挥部的职权,由功德林扎萨提出。”洛桑多吉说,从那次会议以后,达赖喇嘛就完全失去自由了。
曾经参加拉萨叛乱的伪“人民代表”、堪穷土登丹巴(堪穷是僧官名,四品),叙述了达赖喇嘛3月14日在罗布林卡向叛乱分子讲话的经过。从达赖喇嘛的讲话中,再一次证实了他给谭冠三将军三封亲笔信中所叙述的那种处境和心情,而且表明当时他是不愿离开自己的祖国到印度去的。
土登丹巴说:“藏历2月5日(即公历3月14日),噶伦、仲译清波(按:相当于原西藏地方政府秘书处的大秘书)、孜本(按:即原西藏地方政府所属的主管人事审计部门的官员,权力比原西藏地方政府所属一般机关的官员为高)、“人民会议”常务代表(指叛乱分子的叛国组织)、三大寺和各部队(指叛军)代表奉命去听达赖喇嘛讲话。达赖喇嘛开始谈了他本人决定去军区看戏一事的过程。随后,达赖喇嘛说:“关于看戏的事是我自己和中央官员谈的,并未经过其他人。你们闹事,杀人流血,向噶伦桑颇打石头等,各方面都使我伤心。而且1日和2日(按:这是藏历,即公历3月10日和11日)还在念经佛堂开会,我曾经通过噶伦、仲译清波、孜本告诉不要开会,如还要在此开会,便不可以了。西康人的警卫部队(按:指包围罗布林卡的从西康地区来的叛匪)等也不必要”。
土登丹巴说,当时达赖喇嘛还说:“不要听信恶人坏语、谣言的挑拨,要稳重。现罗布林卡内西康人部队枪支走火,在我住所前后均有嘶嘶的子弹声,我已到了性命难保之时。”达赖喇嘛接着说:“有些人可能认为我到印度去为好,这种作法只能是为了个人的安乐,以前我去过亚东,前年也去过印度,住在那边是不行的,我只想在自己的土地上享受因果。”
土登丹巴说:“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叛乱分子根本不把达赖喇嘛的指示当作一回事,完全违背了达赖喇嘛的指示”。
达赖喇嘛的警卫员白玛穷培也揭露说:“藏历2月5日(即3月14日),索康、柳霞、夏苏、帕拉等三、四十个叛乱头子在罗布林卡达赖喇嘛的新宫客厅里开会,当时我在门口维持会场秩序。会上,达赖喇嘛对大家说:‘藏历2月1日(即3月10日)到军区看戏,不是军区请我的,而是我自己向军区提出来的,因为文工团在内地学习了几年,学了很多新的东西,我想去看看。原来说在1月(藏历),因为传召改在2月初(藏历),时间是我决定的,可是你们却把我包围起来,不让我去,你们这样做很不好,我心里感到很难受’。”
白玛穷培还说:“藏历2月1日以后,罗布林卡四面大门紧闭,只留侧门出入。侧门口有叛匪看守,不准外人进入。达赖在这期间,只能在他自己住的院子里转转,不能到院子外边去。在这以前,他是经常出去玩的。”
白玛穷培说:“那时达赖喇嘛的饮食也较前大为减少。以前他在院子里遇到人时,经常和人谈话,自从他被叛乱分子软禁以后,见到人也不说话了。”
另据吉村公爵(达赖喇嘛的弟弟阿里活佛的佣人)和土丹旺丹(传达达赖喇嘛命令的人)说:有一次有人去请示达赖母亲,说反动分子要草要粮怎么办,达赖母亲当时抱怨说:“要啥给他们啥,达赖都没有权力,我们还有啥权?只要他们不把你杀掉就好了。”
他们还说:达赖母亲在这段时间里表现有些发慌的样子,她常说:“达赖现在没有权力和自由了,真糟糕,怎么办?”
佣人吉村公爵还说,达赖喇嘛被劫走时,他的母亲脸色都变了,他对吉村公爵说:“现在拉萨要打仗了,打枪我们害怕,达赖行动没有自由了。”她告诉吉村公爵:“如果我们不回来,你就回哲蚌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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