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悟昨非便少年” 冯友兰委员谈关于思想改造的一些体会 [复制链接]

第11版()
专栏：

“一悟昨非便少年”
冯友兰委员谈关于思想改造的一些体会主席，诸位委员：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各位首长的报告。
在开会以前，我到东北视察一次。地方上的情况，完全是像周总理的报告中所说的，一九五八年无论在那一方面，都有一个大跃进，一九五九年将有更大的跃进。跃进中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在东北所接触到的各单位的领导同志和广大职工，都有信心，有办法，克服困难。就本年第一季度完成的任务看，困难是一定能够克服，全年任务一定能够完成和超额完成。
党是一切事业的灵魂，党是一切动力的动力。这个基本事实，我在一九五八年以前是认识不够的；对于在学术教育方面的党的领导，甚至还有些抵触
我们所以能够大跃进的原因，主要的是党的领导，群众运动和技术改革。党的领导确定了方向，明确了任务。群众发动了，把任务担负起来，以技术改革，完成和超额完成任务。
一切的原因，推到最后，还是归结到党的领导。是党确定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和总任务，以及一切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任务。是党发动了群众，是党鼓励和推动技术改革。党是一切事业的灵魂，党是一切动力的动力。
可是，对于这个基本事实，我在一九五八年以前是认识不够的。对于在学术教育方面的党的领导，甚至还有一些抵触。我虽然没有公开地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但是这种思想是有的。
当然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思想。就哲学和社会科学说，这种思想还是立场问题。我们的哲学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的社会科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在这一方面，有谁能比马克思主义的党还内行？在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还有达到和超过国际水平的问题。可是，在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国际水平就在苏联和中国。毛主席的著作和党的文件就是国际水平的标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为党是外行；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仍然承认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科学是“正统”。
先认为“专”比“红”重要，后又觉得“红”比“专”容易，其实都是错误的。改变立场需要整个精神的转变，真正脱胎换骨
对于培养干部的问题，我原来认为这主要的是对于青年干部而言。后来认识到培养干部是要培养又红又专的干部。但是我又认为“专”比“红”重要，因为建设社会主义总要靠知识和技术，只靠主观上的赤胆忠心就能建设社会主义吗？这种思想也是极端错误的。知识技术也是一种武器，可以用来建设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来反对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即使其有一点知识技术，但是如果不能真心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他的“专”不但不能充分发挥积极作用，还可能成为一个消极的因素。
后来我又觉得“红”比“专”容易，因为“专”需要长期积累学习，而“红”不过是改变立场的问题。立场改变还不是说改就改？在解放初期有人说，改变立场和观点，不过是像照像机改变对光一样。从一个角度上对光不好，换一个角度，另对一次就行了。这是完全不了解改变立场是怎么一回事。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证明，一般地说，“专”比“红”容易得多。一个人的多年来的阶级立场，是他的整个精神的一部分。立场并不是像一件衣服，可以随时脱下来，换一换；也不是像人身上某一部分长了个疮，可以请外科医生割一割。改变立场需要一个整个精神的转变，真正是“脱胎换骨”，不是容易的事情。
像我这样长期搞资产阶级哲学而且自己有一套体系的人，改造就需要更加努力。一般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哲学思想是有所区别，而又互相联系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思想，归根结底，还是个世界观的问题，而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就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集中的系统的表现。总理的报告提到，知识分子改造要“彻底地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决裂，真正掌握工人阶级的世界观，那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这对于一般的旧知识分子说是如此，对于像我这样有一个资产阶级哲学体系的人就更是如此了。这并不是说，过去搞资产阶级哲学的人可以以此为借口，拖延改造，只是说，需要加倍努力。
我过去有一套资产阶级哲学体系，解放以后，我对它并没有认真地进行批判，我想，以后我只搞哲学史不搞哲学了。以前的哲学思想，不理它就算了，其实你不理它，它可是要理你。它是你的世界观，你必然要用它来观世界。用它来观世界，就好像戴一副坏眼镜一样，所看到的，是一种被歪曲的世界，戴着这副眼镜看哲学史，也必然是一个歪曲的哲学史。
一切潜伏的思想，遇有相当的时机，总是要冒出来的。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间，我对于中国哲学史中一些问题，发表了些错误的言论。即在去年，对于党的教育方针，也要“树立对立面”。这都证明恩格斯的一句名言：“宣布一个哲学思想是错误的，并不等于制服它。”
“四十年的回顾”：总的方向是维护旧的，保守的，反动的东西。自己初步批判后，思想和理论水平都提高了一些，恢复了信心，增加了前进的勇气今年是“五四”运动的四十周年，我乘此机会，把我从“五四”以来，四十年间在哲学方面的写作，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初步检查。写了一篇文章，名为“四十年的回顾”。
在这四十年间，我在不同的时期，围绕着不同的问题，写了不少的东西，其中有一个总的方向，那就是维护旧的，保守的，反动的东西，反对新的，进步的，革命的东西。在“五四”以后，我的早期的写作，主要的是谈东西文化问题。我对于这个问题的见解，基本上跟梁漱溟先生差不多。以后我谈人生观的问题。我在当时自以为是反对张君劢等人的神秘主义，其实是给神秘主义保留一个地盘，企图使科学同它和平共处。以后我就用资产阶级哲学史的观点和方法写中国哲学史，宣传中国哲学史中的唯心主义，批评唯物主义。在抗战期间，我又写“新理学”等几本书，与马克思主义对立，为当时的反动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权服务。解放以后，将及十年之久，我还发出如上面所说的错误的言论。在这四十年伟大的革命时代，我代表了中国哲学界中的一股逆流。
有些人不愿意批判自己过去的思想。怕的是批判以后，感觉到空虚。我原来也有这样的恐虑。其实破与立是互相联系的。对于资产阶级哲学思想有所破，也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有所立。在初步批判四十年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以后，我觉得自己的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也同时提高了一些。这就恢复了信心，增加了勇气。不但不感觉到空虚，只觉得要在大跃进的时代，力争上游，奋勇前进。
现在是一个诗歌的时代，在写完“四十年的回顾”的时候，我写了四首诗：
奋笔当时信有由，根源一一细搜求。
不堪往事重回顾，四十年间作逆流。
马列道高北斗悬，淫辞一扫散如烟。
明时不虑老将至，一悟昨非便少年。
红旗灿烂东风遒，禹域嘉名自古留。
赤县果然成赤县，神州真个是神州。
一日便如二十年，卫星直上九重天。
乘风无限飞腾意，急取轻装快赶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