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喇嘛的封号、地位、职权和噶厦的由来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资料

达赖喇嘛的封号、地位、职权和噶厦的由来
在1643年（明崇祯十六年）以前，一世达赖根敦朱巴、二世达赖根敦嘉错、三世达赖索南嘉错和四世达赖云丹嘉错，都只是西藏黄教这一个教派的宗教领袖，而不是西藏地方政府的领导人。因为那时统治西藏人民的是西藏噶举派（白教）的法王。1643年，五世达赖罗桑嘉错和四世班禅罗桑曲结得到青海蒙古部落酋长固始汗的帮助，取得了西藏政权，从那时起，达赖喇嘛才成为西藏宗教和政治的领袖。
一世、二世达赖并不叫作“达赖喇嘛”，是后来的追述。三世达赖索南嘉错到现在的内蒙地区传教，蒙古人很信仰他，尊之为“达赖喇嘛”，“达赖”就是蒙古话大海的意思。但是这只是蒙古人民对他的尊称，并且当时只限于蒙古地区。索南嘉错自己并不以“达赖喇嘛”自称，他写给当时明朝宰相张居正的信中，自称为“释迦牟尼比丘索南坚错贤吉祥”。
“达赖喇嘛”这个封号，乃是在清顺治九年（1652年），五世达赖罗桑嘉错由西藏亲赴北京，朝见清朝皇帝，当他在第二年（1653年）由北京返回时，清世祖正式册封五世达赖罗桑嘉错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后来经过清朝皇帝大力宣传，“达赖喇嘛”这个封号，才为举世皆知，而且也成为历代达赖自己的名称。
清朝顺治皇帝采用蒙古人民对于三世达赖索南嘉错的尊称而封为“达赖喇嘛”，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这是清朝皇帝统治蒙藏人民的政策。
不仅“达赖喇嘛”这个封号是由清朝皇帝册封的，而且，历代达赖喇嘛的地位和职权，都是由历代的北京中央政权极力加以维护才维持到现在的。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错圆寂（逝世）后，当时的西藏大农奴主的头目、藏王桑结嘉错飞扬跋扈，秘不发丧，竟窃取达赖的地位而代之，后来被清朝康熙皇帝发觉，严厉的申斥了桑结嘉错，桑结嘉错慑于北京中央政府的威力，才找到第六世达赖仓央甲错继承了五世达赖的地位。可是不过几年，西藏大农奴主又借口六世达赖“不守清规”，把他“废除”了（六世达赖是西藏历史上最有才华的诗人）。另外找了一个伊西嘉错顶替六世达赖，但西藏人民一直认为他是假的。这些事实说明西藏大农奴主在历史上就是极力打击排斥达赖喇嘛的。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新疆准噶尔部落酋长侵占了西藏地区，七世达赖噶桑嘉错住在青海塔尔寺，不能回藏。清圣祖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派军队一万五千人入藏，驱逐了准噶尔人，并由平逆将军延信把七世达赖喇嘛护送到拉萨。如果没有清朝的用兵，准噶尔人就不会自动退出，七世达赖喇嘛就不可能回到布达拉宫。
七世达赖喇嘛回到西藏，但当时西藏大农奴主、藏王仍然非常骄横，毫不尊重达赖喇嘛的地位和职权，只把他当作一个傀儡。乾隆十五年（1750年）藏王朱尔墨特那木札勒在拉萨阴谋发动叛乱，被驻藏大臣发觉加以诛戮，清高宗下令废除了藏王制（到十三世达赖又恢复了藏王制），设立噶厦（西藏地方政府），受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的共同领导。噶厦设噶伦四人，规定由贵族三人，喇嘛一人充任，管理西藏地方行政。另设“译仓”（秘书处）处理达赖喇嘛的日常文书事务。
自从乾隆十五年（1750年）成立西藏地方政府（噶厦）以后，在北京中央政府的帮助下，西藏的政治制度才日趋完备（当然它本质上是西藏农奴主的专政）。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由福康安、八世达赖、七世班禅共同议定的有名的二十九条章程中，对于西藏地方事务，制定了一整套规章制度。二十九条章程的基本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十点：
（一）关于达赖、班禅以及其他呼图克图灵童转世问题的规定；
（二）关于达赖、班禅与驻藏大臣的相互关系及职权问题的规定；
（三）关于西藏地方政府（噶厦）官员任免、升降、待遇等问题的规定；
（四）关于建立西藏地方部队（藏军）问题的规定；
（五）关于建立西藏地方币制问题的规定；
（六）关于西藏地方财政、税收、“乌拉”差役等问题的规定；
（七）关于减免负担、减免旧欠地租赋税问题的规定；
（八）关于整顿司法和建立讼诉手续的规定；
（九）关于宗教寺庙的管理、堪布任免、僧众供养以及青海、蒙古迎请西藏活佛的批准手续等问题的规定；
（十）关于外事、外侨管理、对外贸易以及边界出入检查等问题的规定。
二十九条章程，充分地证明了：西藏的政治制度、宗教制度，都是由北京中央政府规定的。
根据二十九条章程的规定：清朝皇帝在拉萨大昭寺内设一“金本巴瓶”，达赖、班禅以及其他呼图克图灵童转世，均由驻藏大臣主持，用“金本巴瓶”掣签决定。十世达赖楚臣嘉错，十一世达赖凯珠嘉错，十二世达赖成烈嘉错，都是经过金瓶掣签决定的（也有免予抽签的）。
新达赖喇嘛的“灵童”找到和决定后，还须经过清朝皇帝正式批准，才能取得合法。例如，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错的灵童决定后，当时西藏地方政府就向驻藏大臣报告：“拟在土兔年（1878年、光绪5年）举行达赖喇嘛坐床大典，请转奏皇上，照过去旧例予以照准”。光绪5年5月，清朝皇帝批示：“达赖喇嘛转世已经确定，今年6月13日良辰吉时举行坐床，甚佳，朕深喜之。现赐达赖喇嘛黄哈达一条，佛像一尊，念珠一串，铃杵一套。达赖喇嘛坐床之后，可启用前世达赖喇嘛之金印，并将用印时日上奏。钦此”。
还有，历代新达赖喇嘛坐床多半由北京中央政府钦派大员入藏主持，九世达赖喇嘛隆朵嘉错“坐床”，是由清朝皇帝在嘉庆十三年（1808年）派了都楞郡王、噶勒丹锡勒图呼图克图入藏主持的。十一世达赖喇嘛凯珠嘉错“坐床”，是由清朝皇帝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特派章嘉呼图克图到西藏主持的。现在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是由国民党政府派他们的所谓“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在1940年到拉萨去主持的。
根据以上铁的历史事实，西藏地方与祖国是什么关系，达赖喇嘛和噶厦与北京中央政府是什么关系，不是清清楚楚的吗？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和西藏叛国集团，歪曲西藏与祖国的历史关系，硬说西藏从来就是“独立国”。他们的说谎到了这样笨拙的程度，一方面否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另一方面又承认中国皇帝给予达赖喇嘛的封号、地位与职权，这不是自相矛盾，漏洞百出？
当我们回顾历代达赖喇嘛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的时候，不能不对现在的达赖喇嘛今天在叛国集团劫持下的处境担忧。从五世达赖喇嘛起，就无日无时不在西藏最残暴最反动的大农奴主的挟持和威胁之下，过着“傀儡”生活。更残酷的是，九世、十世、十一世、十二世四代达赖喇嘛，都是在年青时被西藏大农奴主所毒死（九世达赖只活了十一岁，十世达赖只活了二十二岁，十一世达赖只活了十八岁，十二世达赖只活了二十岁。）这已是尽人皆知的公开秘密。历代驻藏大臣虽然极力防范，甚至规定了这样一个制度，在历代达赖圆寂（逝世）后，须将左右侍从全部锁起来，经驻藏大臣查验过达赖喇嘛的尸体以后，如发现不了罪证才予释放。显然，这些规定并未能使西藏的阴险恶毒的大农奴主有所畏惧。
当代达赖喇嘛仍然没有摆脱这一相同的悲惨命运，和平解放前，达赖喇嘛的父亲祁却才让因为与西藏爱国人士热振接近拥护祖国而被叛匪索康、拉康等大农奴主所毒死。西藏和平解放后，达赖喇嘛本来是可以走上新的道路的，但是在西藏大农奴主组成的叛国集团的包围和挟持下，仍被劫持到印度去。他在给谭冠三将军的信中，表示他的“生命难保”，还谈什么“自由”？还有什么权力发表“声明”？
三百年的历史证明：达赖喇嘛只有紧紧依靠祖国，依靠北京中央政府的支持，他才能战胜那些凶残的大农奴主的包围和挟持，才能维持他的地位和职权，这一点，达赖喇嘛比别的人一定有更深的体会。
（“民族研究”编辑部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