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运动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论“五四”运动
黎澍
一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必然要发生的一次强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是这个时期的整个思想运动的主要标志。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成为半独立国家。中国在灭亡的恐怖下开始采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帝国主义在中国发了财，但是也替它自己造成了反对自己的革命势力。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掠夺的过程，中国人民破产的过程，也正是中国革命分子成长和觉醒的过程。在鸦片战争以后最初几十年间，我们还只能看见中国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朴素的反抗。在1894年中日战争以后，我们就逐渐看到以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面貌来改造中国的资产阶级运动了。戊戌变法是这个运动的自上而下的尝试，辛亥革命是这个运动的革命的爆发。但是作为中国革命的敌人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辛亥革命当时没有明确地为多数人所认识。革命的锋芒不是直接指向这两个最主要的敌人，而是指向它们的工具——清朝政府。随着清朝政府的倾复而产生的共和国不是建立在革命胜利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妥协的基础上。共和国总统袁世凯的称帝和复古的活动很快就使得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感觉到他们并没有从革命得到真正的利益。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以对德宣战为名进占山东全境的侵略行动引起了中国人民对于民族危机的严重的警惕。可是袁世凯却继续与日本勾结，企图依靠它的支持来登上皇帝的宝座。外国侵略和国内政治危机的继续发展，迫使人们不能不重新考虑中国民族的前途。于是一个新的解放运动——五四运动出现了。
在五四运动以前，“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开始了一个反对孔子学说的猛烈的思想革命。这个思想革命被称为新文化运动，因为它要求在中国输入和普及民主思想和科学精神。这个运动是袁世凯称帝和号召尊孔复古在思想界引起的直接的反响。“新青年”的作者们认为，辛亥革命没有使中国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经历根本性的变化，袁世凯称帝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的事件。在当时一般人里面，清朝的制度和习惯依然是办事的准则。政府官员满脑子君主时代旧思想，根本不懂得共和制度是什么。国会议员主张尊孔，要求规定孔教为国教。有许多革命党人丧失了革命的意志，被反动派同化了。有许多人自命为“新人物”，他们的思想实际上是陈腐的。在群众中，落后思想继续大量存在着。迷信没有破除。有不少人还相信满洲皇帝有“再坐龙廷”之日。这种现象的显著存在，说明辛亥革命在思想领域中和在政治领域中一样，是不彻底的。
新文化运动是启蒙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继续。它的作用在于唤起人们的民主主义意识的觉醒，成为封建制度的自觉的反对者和共和制度的自觉的拥护者。辛亥革命前缺少这样一个彻底的思想运动，是中国民族资本薄弱和不发达的反映。辛亥革命以后出现这个运动，是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有了发展的反映。中国民族资本的根本利益是与帝国主义相冲突的，所以这个运动虽然以反对封建主义而兴起，它的发展必然同时会要把革命的锋芒指向帝国主义。战后资本主义制度的没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又必然会要使领导这个运动的一部分急进的民主主义者和爱国者把民族解放的希望寄托于与国际工人运动的联系，寄托于与伟大的工人国家苏联的联系，并使自己转变为社会主义者。所有这些发展都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不可避免的。
二
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第一期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首先提出一个中心思想，就是中国需要“改弦更张”，认为中国旧有文化和社会制度落后于欧洲几近千年，已经一文不值，甚至说，“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陈独秀号召青年从孔子教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独立自主的人，认识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以求实的进取的精神奋起自救。陈独秀认为中国要摆脱愚昧状态，“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建立有现代技术的农业和独立的现代工业，用科学知识破除迷信。“新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攻击孔子学说，把它当作妨碍中国人民觉醒的最大敌人。在
“1916年”一文中，陈独秀认为“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陈独秀指出，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和共和制度是不相容的。“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倘于政治否认专制，于家族社会仍保守旧有之特权，则法律上权利平等、经济上独立生产之原则破坏无余，焉有并行之余地。”这个思想又引伸为中国传统的旧文化和西方输入的新文化是不相容的，“新青年”的作者们要求用新文化代替旧文化，以便能够实现“建立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的理想。这样，为了使新文化能够普遍地为人们所接受，就更加须要反对旧文化。著名的四川学者吴虞响应这个斗争，连续写了好几篇论文来揭露封建家族制度和封建道德的实质，对于维护封建制度和道德观点的孔子学说作了尖锐的攻击。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导师鲁迅在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中发出了“礼教吃人”的惊呼，他控诉中国封建社会的人与人的关系仅仅是“吃与被吃”的关系。鲁迅的许多精美的杂文深深地击中了旧社会的弊害，他到处鞭挞着各种落后现象，热情地呼唤着新生力量的成长。
“新青年”杂志对于封建主义的狂风暴雨的攻击使得整个思想界为之激动起来。它使得甚至根本反对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也在一个时间里面卷进革命的风浪中来。胡适就是其中的一人。胡适在辛亥革命以前是通俗杂志的投稿者，当时正在美国留学。“新青年”影响了他，他提出了改革中国旧文学体裁的建议，反对模仿古人，主张改用白话。胡适建议的改革是反封建思想革命的必然要达到的发展。旧文学体裁是和它所反映的封建思想的内容分不开的。它已经在长时期停滞中僵化了，尽管其中还有不少可以吸收的东西，但是从整个来说，它已经没有生命力，既不足以表现现代生活，更不足以表达科学思想，在斗争深入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同封建思想一起受到攻击。胡适的建议显然是从“新青年”杂志关于统一语言和文字和创造统一民族语言的讨论引伸出来的，所以一经提出，就立即得到“新青年”的作者们的支持，并且进一步号召文学革命，要求建立国民的写实主义的社会文学或平民文学，从根本上抛弃流行的形式主义的旧文学。这个新的号召引起了思想界的更加广泛的震动，把斗争迅速引向高潮。从十八世纪以来成为正统文学的桐城派古文被称为“谬种”。著名语言学教授钱玄同发表了极端偏激的思想，反对读中国书籍，主张根本废除汉字。钱玄同认为中国的古典著作不外两种，一种是宣传孔子学说的，一种是宣传老子和庄子学说的，对于现代中国人，都已经是有害无益的了。钱玄同说，未来世界必然趋向于采用统一的语言，例如世界语。他主张在世界语通行以前，“从中学起，除国文及本国史地外，其余科目，悉读西文原书”。类似这样的极端偏激的思想是小资产阶级的民族虚无主义的反映，当然是错误的。但是整个运动是合理的，它的猛烈的发展使统治中国达二千年之久的封建主义思想体系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这个曾经享有绝对权威的反动思想体系开始整个地崩溃下来了。人们因此更加清楚地认识了向西方学习科学思想的必要性。
“新青年”杂志的作者们承认，所有他们从各方面对封建主义的攻击都是以巩固共和制度为目的的。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顽强的事实向人们证明着共和制度的破产，使人们不能不怀疑它的巩固究竟会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成果。甚至陈独秀本人，尽管他以共和制度保卫者自任，也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有力的回答。共和国政权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军阀和政客所垄断，这不能不使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感到不满。陈独秀和“新青年”杂志的许多作者的言论显著地反映了这种情绪。陈独秀往往用极端鄙薄的语调谈到“政党政治”，认为它是不适用于中国的制度，他要求有美国和法国革命时代的“国民运动”来改造中国。但是所谓“国民运动”所要达到的是什么呢？当时陈独秀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回答还是共和制度。于是陈独秀只好杜撰出一个“真正共和”的理论，说：“今日无论何国政治，去完全真正共和尚远。……盖共和无止境，非一行共和政体，即共和政治完全告成者。”这样一种永远不会完全告成的共和制度当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谁都看得到，这不是一个理想，而是一个永不中断的纷争。但是正因为共和制度不能令人满意，就为接受社会主义理想造成了条件。
三
五四运动前夕的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证明了列宁的一个著名的原理，就是：“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资产阶级革命对于无产阶级，比对于资产阶级更加有利”。列宁指出，资产阶级革命是扫除全国旧制度残余，即农奴制残余，而最充分地保证资本主义最广阔、最自由和最迅速发展的革命。可是这个革命是对无产阶级十分有利的。因此，“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完全，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也就愈有保证”。五四运动的历史表明思想领域中的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具有相同的意义，这个革命进行得愈完全，愈坚决，愈彻底，也就愈接近于无产阶级的觉醒。反过来，如果这个革命是不完全的，不坚决的，不彻底的，它的范围是有限的，就一定要妨碍或者延缓无产阶级的觉醒。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封建主义思想体系的全面的崩溃，共和制度的破产，是对中国无产阶级非常有利的发展。
事实正是如此。由于有了这个发展，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人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那些在思想上彻底同封建主义决裂了的、对共和制度感到失望的、忠实的爱国者，因为这个人类历史的伟大事件的发生而获得了新的希望。他们愿意为实现一个宏伟的理想进行斗争，使自己的祖国得到真正的解放。
著名政论家李大钊就是这些忠实的爱国者中的一个。在十月革命以前，李大钊和他的同时代人一样，认为巩固共和制度是改造中国的最好的途径。他呼唤着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要求青年人勇敢地同旧社会决裂，担负起改造中国的伟大历史任务。但是在十月革命以后，李大钊根据新的认识，立即开始抛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倾向于共产主义。在演说“庶民的胜利”和论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中，李大钊热情地歌颂了伟大的十月革命，歌颂了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爆发的德国、匈牙利、意大利以及当时其他国家的革命，认为未来世界是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欧洲革命运动的高涨已经预告这个变化的到来将不是遥远的事情。李大钊指出，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抗拒的，欢呼“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十月革命特别使中国人感到鼓舞的是，一个曾经在中国积极进行侵略的帝国主义国家，一旦政权为工人所掌握，消灭了剥削者，就自动放弃它在国外取得的一切特权，用实际行动表现了它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利益的一致。这个事实使中国人，甚至中国的资产阶级分子，懂得了一个道理，就是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只有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系起来，才能得到真正的胜利。在十月革命以前，人们曾经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先进国家才有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十月革命打破了这个陈腐的观念，使人们确信社会主义的胜利并不一定是在资本主义先进国家，也可能是在资本主义较少发达的国家。因此，落后国家的人民等待资本主义的发展，等待革命条件的成熟，那就是延长反动统治的寿命，使自己继续忍受被压迫和被剥削的痛苦。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者曾经长时期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革命的力量，而广大的群众中的革命力量也还没有团结起来。十月革命大大开拓了人们的眼界，有许多人开始认识劳工是革命的真正力量。李大钊的论文反映了对于依靠群众运动展开革命斗争的企图。陈独秀指斥军人、官僚、政客为三害，并且说，为了消灭他们，群众“要有相当的示威运动”。劳工成为被尊敬的人。蔡元培喊“劳工神圣”。有些资产阶级分子写的文章甚至说要“加入劳动界”。有些报刊特别注意欧洲工人罢工的报道，给人们以革命暴风雨的预告。但是不能认为人们的认识在当时就是很明确的，并且要求立即采取行动。当时人们思想中的资产阶级影响还大量存在。一般人在大战结束以后，认为“公理”既然战胜了强权，中国作为参战国，当然也可以在讲“公理”的和平会议上得到公平的待遇，可以在那里据理力争，使外国侵略者在“正义”的压迫下自动退出中国。可是中国人从和平会议得到的是失望。和平会议拒绝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并且同意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在经历了这次大失望以后，人们从反面事实得到了教训，开始认识资本主义国家所谓“公理”和“正义”的不可靠。多年来不断增长着的民主主义觉悟和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鼓舞起来的革命精神很快扩展开来。这时，也只有在这时，人才开始真正体会到，中国民族的解放一定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直接行动”。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举行了反对日本侵略和卖国贼的示威。学生遭到了压迫，但是他们得到了舆论的支持。运动在反对反动派压迫的斗争中不断地扩大。在6月3日北京大逮捕以后，出现了全国规模的爱国运动。首先起来支援北京学生的是上海的学生和市民，学生宣布罢课，商人宣布罢市，工人继起宣布罢工。上海的风潮立即在全国各地得到了广泛的呼应。北京出现了号召暴动的传单。运动的扩大，特别是工人罢工的严重威胁，不出一星期便迫使反动政府屈服在革命人民的面前，免除了卖国贼的政府职务，释放了被捕学生。为了敷衍舆论的责难，表示对反动措施负责，总统、总理和内阁的全体成员宣布辞职。在巴黎出席和平会议的中国代表也在爱国的留学生压迫下宣布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极大地鼓舞了革命的群众，给他们指出了继续革命斗争的道路在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团结。先进的人们进一步领会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意义，明确地认识到他们要输入的新文化，要从西方借取的思想武器，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指出，“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正是因为这个运动深刻地表现了民族解放斗争和无产阶级运动的一致性。中国人民要求自己的祖国成为独立的国家，在国际上得到平等地位，并不需要反过来采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立场，发展成为压迫民族，因此，走俄国的路，彻底消灭剥削者，建设社会主义，便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并且也是工人阶级和一切忠实爱国者的共同愿望。由于这个愿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在五四运动以后，已不再是民主主义运动，而是马克思主义运动。有许多拥护新文化运动的报刊都以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为主要内容之一。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的重要文件，开始有了可读的完备的译本。在广大的青年群众中，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十月革命领袖列宁的名字，成为最受爱戴的名字。人们对于中国的未来怀抱着无穷的希望，思想的焕发，有如春天的花园。当然，这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幼稚的，还处在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在他们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论文中往往还有着民主主义思想的显著的反映。然而这不是主要的方面，主要的方面是他们表现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的兴趣，对于真理的热烈的追求，以及对于中国反动统治的深刻的憎恶。
正如一切新生力量的出现必然要遭到反动势力的压抑一样，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刚一开始形成便立即遭到了各式各样的非难。首先起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是胡适。胡适认为中国不需要马克思主义，说它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为了抵制马克思主义，胡适提出了“整理国故”的口号。继起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是梁启超、张东荪和张君励。他们把自己伪装为社会主义的拥护者，说世界的未来属于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容置疑的了，但是中国是落后国家，还没有建立共产党的条件。要使中国具备这个条件，当务之急不是建立共产党，而是发展资本主义。接着起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是无政府党。无政府党主张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建立一个完全有组织的社会，所以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特别是反对建立一个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驳斥了这些阶级敌人的非难。尽管他们在论争中还没有能够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论，但是他们坚持了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立场，坚持了按照俄国共产党的榜样建立中国共产党和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的路线。经过这一系列的争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同那些曾经在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中实行过某种程度的合作然而实际上是敌人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完全决裂了。他们形成了自己的壁垒，坚定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尽管他们中间有许多人不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但是他们有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他们坚决地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严格要求改造自己，直接到工人中去做工作，到农民中去做工作，力求使自己接近群众，成为工人阶级的战士。由于中国工业不发达，工人阶级数量很小，而另一方面，由于出身其他阶级的革命者的数量很大，五四运动以后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道路便成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献身社会主义事业的传统的共同道路。
在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中进行的关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讨论曾经是非常热烈的。蔡和森同志由巴黎寄给毛泽东同志的两封信表现了在毛泽东同志影响下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发展中国革命运动的宏伟的抱负，对于俄国共产党和列宁的忠诚的信赖，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主义原则的坚定的态度。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蔡和森同志期望毛泽东同志成为中国的十月革命的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是五四运动时期湖南群众斗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他在工人和学生中进行着最切实的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最坚强的思想的和干部的条件。蔡和森同志的期望反映了毛泽东同志所从事的活动的重大历史意义。正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这样的积极活动的基础上，在1921年7月1日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四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五四运动和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整个这一时期
的思想运动的伟大的成果。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
然一新。这是中国的反动派和某些资产阶级分子所最不快意的发展，他
们因此也就往往在不同的程度上否认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胡适仅仅在
文学革命这一点上承认五四运动是有意义的。胡适对五四运动的看法本
身可以说明他同当时整个斗争仅在主张白话一点上有关系，除此以外，他
的整个思想倾向都是与五四运动相反的。蒋介石著作的“中国之命运”同
样否定五四运动，因为它引进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和无产阶级的共产
主义思想，前者引起了封建主义思想体系的破坏，而后者推动中国走上
了新的解放斗争的道路。反动派和资产阶级分子都否定五四运动，非常
有力地说明了一个事实，就是五四运动虽然最初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
级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运动，但是真正继承和发
扬五四运动传统的只有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同志指出，五四运动也是有缺点的，那时许多领导人物对于
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采取了形式主义观点，认为“所谓坏
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陈独秀对中国和西方文化就是采取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文化绝对坏，西方文化
绝对好，存其一必废其一。胡适对中国和西方文化的形式主义观点与陈
独秀相同，所以他在后来形成了他的“全盘西化论”。胡适对文学革命
的观点也是形式主义的。他极力要把文学革命的影响限制在文学形式改革的范围以内。到1919年全国教育联合会通过小学教科书改用国语的决议以后，就认为文学革命的完成已经不成问题了。这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传统，在全国范围广泛地发展了革命运动，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但是也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在共产党内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发生偏向，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
在反对形式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同志正确地解决了近百年来长期争论的中西文化问题，即如何对待西方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化问题。毛泽东同志驳斥了胡适派所谓“全盘西化论”，指出我们的文化应当是具有我们民族特点的文化，它与世界进步文化是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中国应当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但是决不能生吞活剥，毫无批判。毛泽东同志总结反对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的经验说，“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毛泽东同志认为对待中国古代文化同样必须采取批判的态度。“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所要创造的新文化必须是为工农群众服务的，必须从他们吸取力量，才能真正成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这是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的长期革命斗争所证实的真理。当这个真理由毛泽东同志宣布出来的时候，就从根本上结束了形式主义，在思想上进一步武装了中国工人阶级。
195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