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的火花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五四”的火花
夏之栩
我在1918年进湖北女子师范，当时，湖北省只有这样一个女子师范。学校对我们的教育，完全是旧的一套，培养我们或者成为一个安分守己的小学教员，或者当个贤妻良母。什么社会问题、政治问题，都不要我们过问，我们是毫无所知。我们整天被关在学校里，几乎和外界隔绝。连放假回家，也得由家长来接。加上当时社会风气很封建，军阀的军队，又往往在街上随便调戏青年妇女，我们也不敢随便上街。在学校里，读的是文言骈体文，从来没有接触过新文化，因此思想很闭塞，“五四”运动当时，我们只知道北京学生闹学潮，反对日本，抵制日货，武汉的男学生也有活动，但我们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五四”以后，社会风气开通了一些，加上男学生在“五四”运动中，接受了一些新思想，这些新思想，逐渐影响到我们女学生。
1921年春，刘子通、陈潭秋等同志先后来到女师教书。他们向我们宣传革命的道理，告诉我们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是怎么一回事，使我们的思想得到启蒙。1921年—1922年间，通过他们，我们和董必武、恽代英、李求实等许多领导工人运动的同志都有过接触，但来往不多。我们知道他们都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也知道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组织，但对这个组织的具体活动情况不了解。
我们在妇女中的宣传活动，在学生方面，就只有女师（当时武汉还有一个女子中学，只有数十人，也没有党的力量），女工方面，曾向纱厂和烟厂的女工进行过一些工作。当时林育南、许良昊、项德降（项英）、施洋等同志，主要搞工人运动，有的也兼做学生工作。董必武、陈潭秋、刘子通、恽代英等同志都是教员，经常向学生做宣传工作。这就引起社会上旧势力的反对，顽固派侮辱他们“仇父非孝”，记得有人写文章在报纸上骂他们说：“仇父非孝之言，忍心倡导，均产共妻之说，信口訾谈。”反动势力就拿这些“理由”打击新的力量。教员被解聘被通缉，学生被开除。学校里的顽固派，以辞职威胁校方，并联合学生家长，要求解聘刘子通同志。女师校长，本来是个旧学派，因“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请几个讲新文学的教员，也算是迎合潮流，他在旧势力的包围之下，于1922年春，解聘刘子通同志。为这件事，女师学生掀起了一次大风潮。原来从刘子通同志等来校以后，把许多新思想带给我们，我们对于学校里的顽固派，和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已有不满，现在校方无理解聘刘子通同志，就引起我们很大的愤慨。举行罢课抗议。
在罢课期间，我们女师的十多个进步同学，组织了一个“妇女读书会”，自学一些进步书籍。同时，请陈潭秋、黄负生等同志给我们讲话，主要讲妇女解放问题，他们曾向我们介绍妇女解放的道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当时少数上层妇女所从事的“妇女参政运动”，此外，也讲马克思主义。
和女师学潮同时，武汉外国语专门学校也闹学潮，闹得很凶，武汉学联曾发出号召，要求中等以上各校用罢课来支援女师和外专学生的斗争。
当时武汉学生运动，以中华大学为大本营，外国语专门学校和几个中学都很活跃。
1922年我们七八个女师的学生被武汉青年团支部吸收为团员。冬天，我们五个人因学生运动被开除。此后，团的组织曾派我们到纱厂去帮助做一些工作。不久，爆发“二七”罢工运动，党和团都忙着搞工运，我们在党办的“武汉通讯社”帮助工作，向各报纸发罢工消息的新闻稿（油印的），“二七”后，我们在武汉待不下去，便跑到北京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