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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是知识分子的伟大学校 杜光预、关梦觉委员的联合发言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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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59-05-07
第15版()
专栏:

  人民公社是知识分子的伟大学校
杜光预、关梦觉委员的联合发言主席、各位委员:
我们完全同意并热烈拥护周恩来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以及李维汉副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周总理在报告中谈到了人民公社问题。报告指出:“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是适应我国工农业生产大发展的需要而出现的。它对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将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在我国条件下,它不仅是推动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好的形式,而且是将来全国农村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形式。”所以人民公社是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它成立的时间虽然不久,但在发展生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大跃进、以及在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思想觉悟等方面,都起了重大的作用,显示出来巨大的优越性和无限的生命力。
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发表以后,虽然人们对于人民公社的认识大大地提高了,但在我们旧知识分子当中,却仍然有些人对于它的某些问题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怀疑和误解。在这里,我们想谈谈对于人民公社的一些思想认识问题,请同志们指教。
第一个问题,在人民公社化以后的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中,为什么某些消费品暂时还有供不应求的现象呢?这是不是要写在人民公社化的账上?在大跃进中,某些消费品暂时供不应求,是由若干因素所凑成的,而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则是由于人民公社化以后,就业人数大量增加,人民的收入和购买力的增长超过了某些消费品供应量的增长。这种现象,乃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表现,是大跃进所带来的暂时困难。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一九五八年,在我们的生产资料工业跃进的时候,生活资料工业的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四,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则比上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六;可是,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全国职工全年的平均人数却比上年增加了约八百万人,城市就业面的扩大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在农村中广大的妇女劳动力也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参加了农业生产。这样,尽管生活资料的供应量大大地增加了,但人民购买力的提高却来得更快一些,于是某些物资也就暂时发生了供不应求的现象。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过去的认识还不够清楚,也曾有过某些疑问。不久以前,我们曾到吉林省四平市人民公社去看过,该社的实际情况完全证实了周总理所说的话。该社一九五七年糕点的供应量为三百五十二吨,一九五八年增加到八百四十八吨,即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四十;一九五七年糖果的供应量为一百一十二吨,一九五八年增加到一百六十二吨,即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四点六;一九五七年白糖的供应量为四百二十三吨,一九五八年增加到五百五十二吨,即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一九五七年肥皂的供应量为八万六千八百八十打,一九五八年增加到九万八千五百三十八打,即增加了百分之十三;一九五七年猪肉的供应量为七百八十二吨,一九五八年增加到八百一十九吨,即增加了百分之四点七;一九五七年鸡蛋的供应量为八百二十七担,一九五八年增加到一千六百四十二担,即增加了百分之九十八点五;一九五七年毛线的供应量为一千八百九十二公斤,一九五八年增加到二千九百六十八公斤,即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一九五七年自行车的供应量为三百零五辆,一九五八年增加到一千四百五十七辆,即增加了百分之三百七十七;一九五七年收音机的供应量为二百八十五台,一九五八年增加到一千九百八十一台,即增加了百分之五百九十五等等。尽管这些消费品的供应量都增加了,有的甚至增加了几倍,但市场上却仍然供不应求。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人民购买力的增加超过了某些商品供应量的增加。四平市一九五八年人民的购买力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二——这百分之二十二的新购买力并不是平均地用于一切消费品上,而是比较集中地涌向某些消费品方面,这就不能不使这些消费品的供应一时感到某些紧迫。至于人民购买力的增加则主要是由于就业人数的增加。以四平市黄土坑第三居民委员会为例,原有三百二十五名妇女从事家务劳动,公社化以后,其中有三百一十九人,即百分之九十八参加了生产,每人每月至少收入二十几元。根据五十三户的调查材料,在建社以前,按家庭人口平均计算,每人每月收入九元六角二分;建社以后,平均每人收入增加了二元零五分,即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点三。大多数人的收入增加了,购买力增加了,他们的生活水平普遍地提高了。这当然是大好事情。正是在这种好事情当中,即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矛盾,即某些消费品暂时供不应求的矛盾。这种矛盾,目前正在努力克服之中。党和毛主席对于某些消费品的供应是殷殷关切的。为了克服这个矛盾,按照一九五九年的计划,在工业方面,生活资料的生产将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四,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将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十九。尽管如此,但随着人民购买力的提高,正如周总理所说的:“在生活资料的生产还不能满足需要的情况下,这一种物资或者那一种物资暂时供不应求的现象,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存在着对抗性的矛盾,即存在着社会化的生产同资本主义所有制之间的矛盾,经常是生产超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因而周期地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因为发展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所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往往是有效的需求暂时超过供给,从而推动着生产的不断发展,这正是表明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的优越性。因此,把某些消费品暂时供不应求的现象“归罪”于人民公社,甚至由此对人民公社表示怀疑,那是完全错误的。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在人民公社中贯彻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等原则与政治挂帅的关系问题。政治和经济是统一不可分的。在人民公社中,如果单纯地强调政治思想教育而忽视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那当然是不对的。忽视或违反了这些原则,就势必要发展平均主义,而发展平均主义就不能使劳动者从物质利益上去关心他们的劳动成果,从而不能激发一些人的劳动积极性,这对于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以及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不利的。列宁曾经说过:不使工作人员从物质利益上来关心他们的劳动成果,就不可能提高国家的生产力,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和引导千百万人走向共产主义。所以在人民公社中,现在必须贯彻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在目前,离开这些原则,单独强调政治思想教育,那就是把政治和经济分开,结果,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也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但另一方面,如果因为在人民公社中强调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就忽视了政治思想教育、甚至否认了政治挂帅是一切工作的灵魂,那就会从另一个极端把政治和经济分开,其结果将使人们鼠目寸光,只是斤斤计较个人的利益,甚至会引起某些追求私利的自发势力的滋长,这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更是有害的。所以在人民公社中,现在必须把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原则与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正确地结合起来,而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肯定政治挂帅是一切工作的灵魂。按劳分配的原则和我们知识分子也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应当特别警惕不要因为贯彻这一原则而滋长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放松了自我改造。
以上我们仅从知识分子的角度,谈了两点对于人民公社的思想认识问题。我们对于人民公社到底采取什么态度——是采取积极欢迎的态度呢,还是采取消极冷淡的态度呢,这里面主要是立场问题,但也有认识问题,而由于认识不清或认识错误,也会影响到立场。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地学习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和这次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提高我们对于人民公社的认识,端正我们的立场,这是非常重要的。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示我们旧知识分子:要在今后长期的工作实践中逐步地实现自我改造,而为了改造,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接近群众、了解实际情况,并且要根据自愿的原则适当地参加体力劳动。对于我们旧知识分子来说,人民公社是一所伟大的学校。我们应当遵照周总理指示的精神,常常到这所伟大的学校里去参观、访问、学习,并尽可能地参加一些劳动。我们要争取在这所学校的考试中,获得优良成绩,以加速自我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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