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是应当被肯定的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曹操是应当被肯定的
　　游绍尹
人民日报4月21日发表的杨柄同志“曹操应当被肯定吗？”一文，首先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究竟应该依据什么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用杨柄同志的话说，就是究竟什么叫“人民利益”的标准？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那就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历史唯物主义教导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看他是推动社会向前进步呢，还是阻碍它。可惜杨柄同志的文章，表明他并不是依据这个唯一正确的标准来衡量曹操的所作所为的。
依据这个标准来评价曹操，我是基本上同意郭沫若同志的意见的：应该替曹操翻案。
不能只根据曹操的战争行为进行评价，应该根据曹操的政治活动进行考察
那末，曹操在历史上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这就必须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对他的生平事迹进行全面的具体的考察了。
然而，应该根据曹操的什么行为来评价他呢？在这里，我们又和杨柄同志存在着分歧。他主张只能主要地根据曹操的战争行为来评价，我们则认为应该根据曹操的全部政治来考察。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贯彻政治的暴力手段，其本身决不是目的。它也不是全部政治。因此，战争只是评价曹操的一个方面，而且要了解曹操所进行的战争的性质，必须从他的政治目的中去寻求。这样看来，杨柄同志不同意作为根据或主要根据的曹操“抑制豪强和减税”、“屯田”和“平民风度”等，也都应该与他的战争事迹一样，作为评价他的一个方面了。
曹操一生的事迹，从174年他出任洛阳北部尉起，至221年病死洛阳止，如果以192年12月击溃青州黄巾军为分界点，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里社会最主要问题，是统治阶级内部进行的士族与宦官的斗争及黄巾军等广大农民起义。到了后一阶段，整个社会的形势就发生了新的变化，这时士族与宦官的斗争早在董卓入洛阳后结束了，而农民起义也终归失败。这时，社会最主要问题已转移到割据与统一方面，在这里面包含有地主阶级内部的各种矛盾。
曹操镇压黄巾起义是反动的，应受人民的谴责，但不能因此就全盘否定曹操所起的积极作用
参与镇压黄巾起义，是我们评价曹操前一阶段的活动所应该掌握的主要之点。显然，曹操镇压黄巾起义是反动的，他所进行的这种战争是非正义性的。我们在评价曹操在历史上的作用时，应该恰如其分地估计它的意义。因为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曹操的阶级本质及他以后在统一北方过程中具有进步意义的活动的局限性。郭沫若同志认为“曹操虽然打了黄巾，但没有违背黄巾起义的目的”，曹操“承继了黄巾运动”。这种说法是有片面性的。正如他自己说的，黄巾起义的目的是“要粮食，要土地，要活下去”，而曹操对青州黄巾军进行的“组织化”和屯田措施，确实在客观上在有限范围内满足了农民这种要求。但是，首先农民起义为的是反对封建剥削，虽然这个目的在当时决不可能真正实现，但是我们也决不能把黄巾起义的目的，降低到只要“免掉了‘瓦解流离’”之患和不致饿死。这里的根本分歧是：黄巾军反对封建剥削，而曹操却在极力维护着它。虽然在当时，前者只能是理想，后者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的阶级本质却是直接对立的。因此，也就不能说一个没有违背另一个的目的，更不能说一个承继另一个了。我的意见是：曹操镇压黄巾起义是反动的，应该受到人民的谴责，决不能因为他打黄巾后实施了对黄巾农民有利的或让步的政策，就来为他这种反动行为作辩解，或减轻他对历史应负的责任。那样都是不对的。郭老虽然也指出“这是曹操一生中最不光彩的一页”，但是他就没有用过“反动”二字。郭老对这件事的估计，恐怕有点失之过轻了吧！但是，我们决不能因为曹操曾经镇压黄巾，就全盘否定他在这一时代所起的积极作用。
曹操在这一阶段所进行的结纳士族、反对宦官以及反对董卓的斗争等活动，在当时都是具有一定进步性的。这些，都为他后一阶段统一北方和统一北方过程中所实施的各项政策加以承继和发扬了。
后一阶段是曹操利用“青州兵”这支基本武装，“挟天子以令诸候”，锄豪强，抑兼并，开屯田，轻赋税，内修文治，外尚武功，终于统一北方的整个过程。曹操在这一阶段实施的各项政策的进步意义，郭老和其他许多同志都谈过了，这里只就杨柄同志所持的否定理由加以研究。
曹操为了统一北方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但在战争中，多杀了人，破坏了居民的和平生活，这都是曹操的错误
曹操为了统一北方，进行了许多战争。如果从形式上看，这确是“封建阶级内部争夺霸权的斗争”，也确实是这样：“曹操毕生精力大部分用于这类战争。在全面评价曹操时这一点绝不容许有丝毫的低估。”大概正因为这样，杨柄同志才不管别人同意与否，拉着曹操“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这句话为自己的论点作根据。其实，曹操这句话是不能帮助他说明什么的。这里需要的，是对战争的原因、目的和作用作实事求是的分析。黄巾起义曾打击了整个地主阶级，但是在上层士族地主的统治势力受到削弱较大的情况下，它却相对地加强了下层非士族地主的地位，造成了他们在各地抬头的机会。从董卓乱后，宦官集团土崩瓦解，东汉帝国陷入分裂局面，地主阶级内部便存在着士族地主和非士族地主这样两种能够影响当时政局的力量。非士族地主和下层士族地主既不满于上层士族大家（如袁家、杨家和刘表等）的“兼并”和“擅恣”，又不足以成为一方割据的力量，因此他们要求北方出现统一局面。于是，以“明哲”见称的曹操就被他们选作了实现统一的工具。这里也可看出：曹操由一个“赘阉遗丑”上升为“天下英雄”的道路，是黄巾起义为他铺平的。同时，人民痛恨强家豪右的兼并政策，反对各方封建割据所引起的无休止的战争，要求休养生息，因此希望实现统一。而曹操在进行统一战争的过程中，为了保证军粮的供应所实行的屯田政策，使失去了土地和脱离了土地的流荡农民，重新复归于农业，以致“所在积粟，仓廪皆满”（三国志魏志任峻传），“五年中，仓廪丰实”（三国志魏志国渊传），这不仅解决了军粮问题，而且在曹操的统治区内，使这种“使古代世界非灭亡不可的”自由民脱离劳动、流民上千万在社会上流荡的现象——这个汉帝国一直未能解决的当时最严重的问题，获得了基本解决，从而逐步地恢复了北中国的农村经济。这在当时是起了进步作用的。
另外，曹操远征三郡乌桓和进击代郡乌桓与鲜卑轲比能联军，都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这种战争的胜利，使中国沿边境的人民的和平生活有了保障，农业生产能够顺利进行，是符合人民的要求的。
当然，曹操决不是一个完人，他在进行战争时也有过过错。例如，进攻张鲁之初，深入氏族人民居住的武都地区，破坏他们的和平生活，这是不对的；在某次战争中，多杀了一些人，这也是不应该的。对于这些，我们也不应该替他遮盖。但是，这毕竟只是次要的方面，决不能因此抹煞其主要方面。
曹操所实行的锄豪强、抑兼并、轻租税、兴屯田等政策改变了生产关系，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
杨柄同志指责说：“同志们口口声声说曹操的压抑豪强等等对于发展生产有利，那么，要使生产发展，首先需要什么条件呢？岂不是首先需要社会生产力吗？而生产力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难道不正是人民的劳动力吗？在生产工具十分落后的当时，人民的劳动力不是更为重要吗？曹操等封建统治者这样大量地消灭人民的劳动力，有什么‘进步’意义可言呢？……”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加以研究：第一、究竟当时“要使生产发展，首先需要什么条件呢？”第二、曹操实施的“压制豪强等等政策”是否为当时发展生产所必需？第三、“封建统治者这样大量地消灭人民的劳动力”，曹操本人究竟应负多大责任？
东汉末年农民起义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东汉帝国的主要危机，是大土地所有者土地的集中，农民的贫困、破产，以至于大批流亡。当时，“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后汉书仲长统传）而农民呢？“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勤苦如此”（汉书食货志）；但是在“自秦……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汉兴，循而未改”的残酷压榨下，在“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汉书食货志）的战争捐税和高利贷的负担下，他们还是急剧破产，无法生活下去，有的甚至为了逃避战争重负和巨额租税，主动地放弃了土地，所谓“民愁亡聊，亡逃山林”。人民真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广大农民与封建地主阶级的这种矛盾的日益尖锐和激化，造成了东汉帝国军事威力的衰落，帝国对属国的统治动摇了。而这种情况，反映在统治阶级集团内部，在中央则是士夫与外戚、宦官的斗争激烈展开，在地方则是刺史、太守等上层士族地主擅兵割据的条件也逐渐形成。连年混战给人民造成了莫大的灾难。
好了，现在就让我们看一看，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要使生产发展，首先需要什么条件呢”？是首先需要提高社会生产力呢？还是首先需要改变旧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的问题，自然是在任何时候都需要解决的，但是，在当时首先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却是如何使利用这种已经成长起来的社会生产力成为可能、变为现实，即如何使农民能够进行正常生产，大批流民可以重归农业。因此，这就需要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也只有改变旧的生产关系，才能使社会生产力获得活动的场所。让我再重复一遍，农民起义，就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生产关系的严重阻碍。
这样看来，曹操当时实行的锄豪强、抑兼并、轻租赋（顺便说一句，当时有人称之为“百一之税”呢）、兴屯田，以及招回流亡人口，给以无主荒地，并贷以犁牛等等政策和措施，都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生产关系（请注意，这里不是说摧毁了旧的生产关系，因为那样要求是违反历史观点的）。因此，应该承认它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是为当时生产发展所必需的。当年北中国社会生产发展的情况，就是明证。
曹操踏着黄巾农民铺平的道路，赢得了权势，但他也做了许多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好事，推动了历史向前发展
当然，当时“封建统治者这样大量地消灭人民的劳动力……”，是血腥的反动行为。曹操参与镇压黄巾，也是反动的。但是，当时曹操扮演的角色，无论是从他所起的实际作用看，还是从与他后一阶段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比较看，还只算得演“三花脸”的次要角色　同时，正如郭沫若同志指出的，还应该进一步看看“曹操打了黄巾后的后果如何”。
杨柄同志批评这点说：“应当由谁来把革命军严密地组织起来呢？这就是我们的分歧所在。我认为，应当由农民领袖严密地组织起来，歌颂曹操的同志们则认为要由镇压黄巾的曹操来担负这个任务”。但是，我却认为，这里的问题，不是应当不应当的问题，也不是人们的愿望问题，而是违反不违反历史现实的问题。如果同意杨柄同志的这种观点，那末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就只能是一笔糊涂账了，因为那种封建制度是应当被推翻的。
杨柄同志还指责说：“诱降和改编黄巾军”，是曹操“最大的阴险和权诈”；因为“屠杀黄巾军，革命力量有消，反革命力量无长；诱降和改编黄巾军，革命力量有消，反革命力量有长。”怪哉！难道在当时，在农民起义无法取得胜利的当时，要对失败的黄巾农民加以全部屠杀才好吗？这真是一种违反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说法！
在对曹操作全面评价时，必须看到后一阶段是他一生中的主要活动时期，而前一阶段则相对地是次要的　就以曹操镇压黄巾和统一北方的工作这两件事来说，无论是从曹操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还是从它们为时的长短来看，后者都不是前者所可比拟的。在曹操积极活动、苦心经营下所造成的北方统一局面，不仅符合人民的愿望，而且反映了生产发展的要求；而他在统一过程中所实施的压抑豪强和恢复生产的各项积极政策，不仅包含有对农民让步的意义，而且大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统一事业。这些，对后来西晋的统一全国都具有直接的重大的积极作用。
总的说来，曹操踏着黄巾农民所铺平的道路，赢得了地位和权势。而他也充分地利用了自己的这种地位和权势，做了许多有利于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好事，推动了当时历史向前发展。因此，曹操是应当被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