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努力的方向 李达代表的发言 [复制链接]

第12版()
专栏：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努力的方向
李达代表的发言
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研究工作也应当积极发展，加强领导。忽视它的重要性是不允许的。应当鼓励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进行有系统的、长时间的努力，充分掌握有关的资料，从事独立的、创造性的研究。”这一指示，对于我们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指导下，我们要大力地发展自然科学，并应用它来革新技术，改革技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度的发展。这在目前和今后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努力加强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来服务于社会主义的建设，这在目前和今后也同样十分重要，“忽视它的重要性是不允许的”。大家知道，我们的党和毛泽东主席从党成立的时候起，所有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纲领、路线、政策、方针，都是根据所发现的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中国革命斗争的规律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制定出来的，党的纲领性的文件和毛主席的著作，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这是为多年来的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了的客观真理。
我们要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就必须努力钻研党的一切纲领性的文件和毛主席的一切著作。这就决定了我们一方面要努力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即努力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精通它，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应用它；另一方面要了解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即是说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做实际调查工作，广泛地搜集社会生活的庞大资料，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用矛盾分析的方法，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然后进行科学的综合工作，从其中找出一些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用来指导我们的实践。毛主席在一九四二年就明确地指示我们：只有“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只有“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才算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可见，要真正做到理论和实际相联系，要真正做一个合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是非常不容易的。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很繁重的。我们必须向毛泽东主席学习，向党中央的其他领袖们学习，向党的各级领导者学习，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党的方针路线、领会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在工作中少犯错误和不犯重大的错误，并且做出一些成绩。
毋庸讳言，过去我们做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作的人是有浓厚的教条主义倾向的，我们的工作成绩离开党对我们的要求，离开革命建设的实践对我们的要求，都差得很远。一九五七年的全民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使这种情况有了一个大的转变。理论工作者认识了理论脱离实际的危害性，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纷纷下乡下厂，一面实行劳动锻炼，认真地接触工农群众，改造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一面深入实际，进行了调查研究。由于采取这样的革命措施，最近一年来在理论战线上出现了一片新的气象，认真地研究革命建设的实际问题的风气，开始形成起来，重理论，轻实际的错误倾向已经基本上被扭转了过来。这种成绩是应该予以充分的估计，并且加以巩固和提高的。
但是，与此同时，在一部分同志中间又产生一种重实际、轻理论的倾向。他们认为“实际就是理论”，“读书越多就越容易犯教条主义”。有些青年同志们甚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看成“教条”，看成“空洞的理论”，不愿意刻苦地钻研。这实在是对于反对教条主义的误解。反对教条主义决不是反对学习理论，决不是反对读书。教条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一种形式，它的特征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词句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圣药，不问时间、地点、条件，到处乱套，以致造成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主观和客观相脱离、理论和实际相脱离的结果。教条主义是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它的危害性是非常之大的，所以我们党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坚持反对教条主义。但是学习理论，认真读书，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我们不刻苦地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我们就不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就不能掌握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如果我们不刻苦地钻研党的文件和毛主席的著作，我们就不能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统一，就不知道怎样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革命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这样，在大量的实际材料面前就不会做科学的分析和综合工作，不能找出事物的规律性。毛主席在一九三八年就曾经号召“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可见，把反对教条主义同反对读书混为一谈，是不正确的。在继续坚持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我们应当大力提倡读书，提倡认真地刻苦地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钻研毛主席的一切著作和党的文件。
另外也有些同志因为害怕妨碍读书，主张今后不要再提反对教条主义。我以为这也是不妥当的。教条主义的倾向现在虽然有很大程度的克服，但是不能说已经完全肃清，而且也不可能完全肃清。反对教条主义的任务，无论现在或将来，都是不能取消、不能放松的。书必须读，教条主义也必须反。我们不是无条件地提倡读书，而是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前提下提倡读书。毛主席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这一条必须永远坚持。我们既不能因为反对教条主义而忽视钻研理论，也不能因为提倡钻研理论而忽视反对教条主义。
要使我们的工作取得较大的成绩，必须充分地、全面地、系统地掌握有关的资料。毛主席屡次告诉我们，只有“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才能“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如果不下工夫做“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是不可能对任何问题作出科学的理论说明的。我以为理论工作者今后应当亲自动手做资料工作，而不要仅依靠辅助人员去做。这样经过长期的积累，一定可以看出效果。
　我们做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作的同志，应当学习毛泽东同志和党的其他领袖们善于“观风向，插红旗”的本领。毛泽东同志从三户贫农组成的“穷棒子社”看出了五亿农民的方向，从一部分农民组织公社的事实中看出了人民公社的必然趋势。这种高瞻远瞩、洞悉精微，善于从纷繁庞杂的现象中找出本质、抓住主流，善于从新生事物的萌芽状态中看出它们的发展前途的敏锐眼光，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很认真地学习的。只有多少具备了这样的本领，才可以使我们的工作不致于长久地落在实际需要的后面。
当前摆在我们面前需要去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是很多的。例如两个过渡的问题、人民公社问题（我主张搞政治经济学的同志们要全面地研究这一方面的问题）、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问题、逻辑问题以及批判现代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问题等等，都是迫切地需要研究的。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对苏联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说：“我们的经济学家、哲学家、史学家有责任来深入研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律性，研究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经验，促进用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劳动人民。社会科学家、特别是经济学家所面临的任务是，对生活所提出的新问题要作出创造性的概括和大胆从理论上来解答这些问题。必须全面地分析资本主义世界所发生的重大过程，揭穿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为纯洁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而斗争。”我认为这里提出的任务对我们也是完全适用的。我相信，只要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发挥高度的干劲和钻劲，经过长期的有系统的努力，是可以在理论战线上作出一定的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