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补损害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弥补损害
印度共产党总书记　高士
西藏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组织的叛乱所遭遇的命运是帝国主义者及其同盟者的重大失败。由于束缚西藏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反动枷锁被打破，西藏人民现在能够前进了。叛乱的失败标志着向西藏的新生迈了一大步，新生的西藏将在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范围内享受民主和自治。
反动派在西藏遭到了严重的失败，但是，假如硬说它的疯狂的冒险没有产生严重的后果，那是没有用的。最严重的后果之一，也许是最为严重的后果，是中印关系严重恶化了。许多年来，事实上是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帝国主义者一直竭力想在印度和中国之间散播敌对情绪。他们知道，亚洲这两个伟大国家之间的友谊是亚洲团结的基石，是阻止他们的使亚洲人打亚洲人这个阴谋得逞的最有效的障碍。他们力图破坏这个友谊。
今天他们洋洋得意。他们认为他们已经获得重大的胜利。帝国主义国家的报纸活灵活现地反映了他们的这种得意心情。他们的领袖们的谈话也表示了这种心情。那些嘲笑印度的和平和不结盟政策的人，那些曾大肆侮辱印度总理的人，今天把印度捧上了天，对印度所采取的“富于政治家风度”的和“独立”的立场进行了令人作呕的赞扬。
在这方面，巴基斯坦统治者所发表的言论具有不祥的意义。他们由美帝国主义者武装并受他们的唆使，一直在对印度进行神经战。他们对印度的领土进行了一系列的袭击，在袭击中使用了美国武器。即便在今天，他们还非法地占领着印度的图克格兰村。他们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扬言要进行战争。就在前几天，他们还击落了一架没有武装的印度飞机。
现在这些老爷们突然开始用新的调子来说话了。巴基斯坦的军事独裁者阿尤布汗将军向印度提出了“共同防御”的建议。巴基斯坦驻美大使阿齐兹·艾哈迈德显然是表示他的美国主子的意见，他说：“我冒昧地认为，印度次大陆只有通过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共同努力才能在领土方面和意识形态方面得到保卫……而巴基斯坦方面是清楚地了解这个次大陆所面临的严酷的生活现实的。它并没有忘记共同的危险。巴基斯坦愿意参加共同防御计划，如果妨害采取这种共同行动的障碍能够首先排除的话。”
每一个印度人都欢迎同巴基斯坦建立友好关系。但是这里所建议的却不是这种关系。所建议的是，印度放弃它的独立的外交政策，参加罪恶的巴格达条约，同美国的仆从国联合起来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在领土方面和意识形态方面”保卫它自己。
尼赫鲁愤怒地拒绝了这种露骨的建议，这是好的。他在5月4日在联邦院讲话时说，“我完全赞成解决我们同巴基斯坦的纠纷，过一种正常的友好的睦邻生活。”“但是，当人们说，‘我们制订一项共同的防御政策吧，’我就不明白了。对付谁呢？我们是否要成为巴格达条约、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其它某种联盟的成员呢？我们不希望制订一种共同的防御政策，这种政策几乎是某种军事联盟的另一个说法。我们所奉行的整个政策都是反对这种概念的。”
所有这些话都是值得欢迎的。但是，西藏危机和在印度发生的与它有关的事件在帝国主义集团以及同他们结成同盟的统治集团当中产生了这样大的希望，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一种危险的信号。这应该使我们停下来想一想。
因为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有这样一种强大的势力，他们从不掩饰他们敌视我们的外交政策，一贯反对我们同社会主义世界的国家友好，并且不断宣传我们的“天然的朋友”是“西方国家”。所以，这样做就尤其必要了。属于这一类的有人民社会党和印度人民同盟的大多数高级领导人以及尼赫鲁自己的党里的某些主要人物。他们还在垄断资本家控制的报纸的帮助下，发动了反对中国的宣传攻击，并且在“同情”西藏的借口下，公开支持叛乱分子和他们的事业。
处在危险中的问题是严重的。但是处在危险中的并不是西藏的前途。
西藏人民，不管帝国主义者和印度的某些人是否喜欢，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将清除许多世纪来累积起来的废墟，向民主和社会主义迈进。处在危险中的和受到危害的是我们自己的外交政策，亚洲团结的事业，我们跟那些从来没有干涉过我们的内政的国家的友谊，这些国家在克什米尔和果阿问题上一贯支持我们，反对威胁我们自己的安全的侵略性军事条约以及反对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
不幸的是，我们的外交政策的主要制订者尼赫鲁似乎还没有充分了解这一点。他似乎认为，印度在整个西藏事件中的行为是无可非议的，是完全符合潘查希拉原则的，一切过失都在中国方面。他在5月4日在联邦院的讲话中再次重复了这种说法。有必要对这篇讲话发表一些意见。
尼赫鲁对于中国报纸在评论印度对西藏问题的反应时的“一致”和“类似”感到“惊讶”。这似乎是暗示，这一定是从上面操纵的。但是，事情真是这样令人感到惊讶吗？在作为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克什米尔的问题上，印度各党派和各报纸显示了同样的“一致和类似”，难道这不是事实吗？西藏叛乱分子公开宣布他们要使西藏脱离中国而独立，难道这不是事实吗？那么，尼赫鲁为什么要感到如此惊讶呢？
尼赫鲁对中国人民和报纸反应的方式表示惊异以后说，“我们的议会这里或议会以外的行事方式在中国没有得到充分的了解。他们可能不完全了解：在这里，每个人都有权利在议会里，在议会以外和在报纸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不用说，我们是不希望任何人的意见受到压制的。印度的许多政界领袖和一些报纸一贯中伤和诽谤中国政府，这也是事实。但是中国报纸和领导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严厉地批评过印度。
为什么呢？因为不同于私人、政党和报纸的印度政府，过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政问题采取这样一种态度。连作为印度政府首脑的尼赫鲁在最近时期里发表的几次谈话，也只能被认为是十分偏袒叛乱分子的。尼赫鲁甚至到现在似乎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我们只举一个例子。
人们原来希望，尼赫鲁会收回他认为西藏叛乱是“民族起义”的说法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借口“即便根据中国的说法，这是相当重大的事情”和“它牵涉到许多西藏人民”来为这种说法辩解。
根据中国政府所作的估计，大约只有两万人参加或者支持叛乱。这肯定不能证明所谓西藏全体人民起来叛变的说法。但是，且不谈这个，尼赫鲁一定知道，即使有大批人参加，也不一定使叛乱成为“民族起义”。
反动派往往是能够用宗教的名义来欺骗成千人的。民族起义是人民反对他们的民族压迫者和为了消除真正民族苦难的起义。
印度政府的态度是不是认为，中国人民是帝国主义侵略者，而达赖喇嘛和喇嘛统治集团是保卫他们的民族自由的“西藏民族”的战士呢？这符合潘查希拉的原则吗？
如果一个友好国家政府的首脑把我国一个地方的公然表示了脱离印度联邦的目的的武装叛乱说成是“民族起义”，那么我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呢？难道我们不会提出抗议吗？难道我们不会认为这是对叛乱分子的直接鼓励吗？难道我们不会把它叫做对我国内政的干涉吗？
我们知道，这不是唯一的意见。有几种意见表现出明确的政治倾向和愿望想保持西藏作为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某种缓冲地区。
尼赫鲁对关于扩张主义的指责感到难过。但是据我们所知，这种指责并不是针对尼赫鲁或印度政府的。关于扩张主义的指责是针对印度的某些反动分子发出的。人家说，——这样说有充足的理由——印度的某些反动分子鼓吹西藏在自治的幌子下“独立”。这能否认吗？
其次，有关于达赖喇嘛被劫持的说法。据我们所知，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人说，达赖喇嘛是违反他的意愿被扣留在印度的印度政府的阶下囚。但是，包围他的、勾结帝国主义、想利用达赖喇嘛来反对中国、并且破坏中印友谊的反动分子，甚至在现在还在对他施加压力，要他留在印度以便他们能够继续搞他们的那套罪恶的把戏，这难道不是非常可能的吗？达赖喇嘛本人在这场肮脏的插曲中担任了什么角色，这还不清楚。他没有否认用他的名义发表的提斯浦尔声明。尼赫鲁确认声明是达赖喇嘛的意见。但是，也没有被否认的是，达赖喇嘛的几封信——尼赫鲁一度对它们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是真的。如果达赖喇嘛写了这些信，也发表了这个声明，这肯定不会使他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因此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应当那么信赖他的话，为什么应当把他奉为伟大的英雄和宗教伟人，为什么他的声明应当由官方来散发。
但是，我们面前的基本问题并不是达赖喇嘛是否可以信赖的问题。在激烈的争论中，这方或那方是否说了某些刺耳的话，这也不是基本问题。基本问题是，我们是否不在乎在公认为是中国的内政并且必须以中国政府认为是合适的方式来处理的问题上让中印关系恶化。
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有两种意见。除了一小撮反对我们外交政策的公然的敌人以外，印度全体人民是珍视印中友谊的。大家也承认，中国在西藏采取的行动决不危及印度的安全，这种行动也不会对印度的利益产生不利的影响。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言行的基础。
必须立即采取坚定的步骤来弥补损害。这样做是符合印度的国家利益、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整个亚洲的利益的。（原载印度“新世纪”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