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李力果同志在皖北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忆李力果同志在皖北
冶秋
刚刚进到办公室，一位同志告诉我，力果同志死了，我赶忙翻开报纸一看，的确是登了他去世的讣告。
我不禁想起他的一些往事：
1928年的初春，皖北特委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我和戴铸九同志代表霍丘党的县委会，去阜阳参加会议。由于当时的交通送信的延误，我们赶到的时候，扩大会已于头一天结束了。晚上特委书记魏野畴同志（当时化名魏金，是陕北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布者，党的创始人之一）找我们谈了一个通宵，把皖北特委的部署作了详尽的指示。一盏小油灯，三个矮板凳，旁边一个破凳子上，摆着一叠文件。魏金同志把皖北特委建立以后，同豫南特委发生联系，通过豫南特委，同党中央接上了关系，得到了中央的指示和文件。我们差不多有半年没有听到中央的指示了。我们如饥似渴的听着魏金同志明确有力的传达，只恨时间过得快，只恨鸡叫得太早。天刚亮，我们就离开了他那里，给我们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
这天晚上，阜阳县委书记乔景清同志约我们吃饭，有杨虎城部队中还留下的同志，也有李烈飞同志
（即李力果同志），那时都还是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朝气蓬勃。虽然蒋介石正在各地屠杀共产党，各个北伐军部队中都在清党，但是阜阳当时的驻军是杨虎城的部队，由于魏金同志长期在杨军里担任政治部主任，撒下了许多革命种子，所以阜阳仍然是到处看到革命的标语，听到国际歌的歌声，小孩子也都还在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的歌子。我们在饭馆中一间房里，高谈阔论，充满了革命必然胜利的信心，大有“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气慨。
我们从阜阳回到霍丘，带回来极大的鼓舞，两个月的时间，从十个人左右发展到全县各大集镇，都有了党团组织。就在这年的4月8日“阜阳暴动”暴发了，在阜阳刘集一带打起皖北苏维埃第一面红旗，有几万人参加了“分粮，吃大户”的斗争，在皖北燃起了一片烈火。不幸的是时间不久，就听到阜阳暴动失败的消息，就听到魏金同志、乔景清同志等牺牲的消息。我们正在万分焦急的时候，李烈飞同志来到了霍丘。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他化装穿了一件破大褂，军服裤外面套了一条旧裤子，里面军服裤的裤裆里打了两个子弹洞，他是在敌军包围下从枪林弹雨中突围出来的。
烈飞同志就在霍丘住下了。他参加了团县委的工作，担任组织委员，住在县城里一个庙的跨院里。这里是县委机关，还住着一位河南人，是“交通”。我由家里偷来了小炉子和米、面，他就在一个菜盒子里作饭。我常常看到他把小面团放在手心里作“猫耳朵”吃。生活是艰苦的，但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永远的昂扬着。
蒋介石的屠杀，阜阳暴动的许多领导者的牺牲，激起了我们无限愤怒，加之左倾路线的领导，我们霍丘县委决定全县发动示威。约在这年6月间，在一夜之间，全县各大集镇同时散发传单。烈飞同志和我担任城里的散发工作。他正在深夜张贴传单的时候，被敌人警备司令部的一个军官抓住了。他在千钧一发的时候，机警的逃脱了敌人的逮捕，第二天混出城外，由那里我们交代了工作，几个太“红”的同志就流亡到上海，找党的关系，穷得一塌糊涂。后来他居然通过一个同乡关系，搞到了二十元路费，还逛了一次西湖，他就回到陕北，又转入北京，后来在北京担任了党的市委工作。之后，辗转听到他被捕了，我们就断了消息。
1947年我到了解放区，到处打听他，后来才知道他还活着，改名李力果。
1949年进北京以后，还在打听他的消息，有一天忽然从医院里得知他正在养病，就住在我的附近，这时他已经害了几乎绝望的肝硬化症，但当我们一别二十多年，又重新会见的时候，他那种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仍然不减当年；对于严重的病情，他没有丝毫的愁眉苦脸，他多么希望身体好起来，为党为人民多作工作。当他病况略有好转的时候，他就积极的向党要求工作，到了机械工业部以后，最初遵守医生的限制，就工作半天，但是慢慢地也就打破了这种限制，有时中午很晚才回家，有时晚上还在开会。每次见到他，他总是笑嘻嘻地认为又能为党工作而衷心的喜悦。
力果同志的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永远鼓舞我们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