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更多的自由和个性——访南斯拉夫戈索伏—密托希亚阿尔巴尼亚族自治区散记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贝尔格莱德通讯

他们的更多的自由和个性
——访南斯拉夫戈索伏—密托希亚阿尔巴尼亚族自治区散记
新华社记者　丁曼
三月底和四月初，我和一批驻贝尔格莱德的外国记者访问了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共和国的戈索伏—密托希亚阿尔巴尼亚族自治区。这个自治区共有九十二万人，其中，阿尔巴尼亚人占65％，塞尔维亚人占23.5％还有少数土耳其人和黑山人等。据说，这里是南斯拉夫的阿尔巴尼亚人比较集中的一个聚居地区。
3月30日早晨，我们在细雨蒙蒙中来到了自治区的首府普里希提纳。这天上午，自治区执行委员会主席法第尔·霍查接见了我们，并向我们介绍了这个地区解放以后在工业、农业、文化教育等方面所获得的“成就”。他强调指出：阿尔巴尼亚人在这里“正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们“比在阿尔巴尼亚有更多的自由和个性”。这位主席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我很想看看南斯拉夫报刊和领导人所津津乐道的“南斯拉夫在民族问题上采取最正确的方式”。作为记者，除了听之外，当然也还想到处去看看。而现在让我们到戈索伏—密托希亚自治区来访问，当然也是要具体看一看，南斯拉夫是如何“最正确地”解决民族问题的。尤其是，像这位主席所说的这里的阿尔巴尼亚族人的“自由和个性”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
我们这次在戈索伏—密托希亚自治区共逗留了三天。真正用在实际参观和访问的时间就更少了。根据官方的安排，我们只参观了一个解放前由英国资本家建立的、现在的产品大部分输往美国的炼铅工厂，一个纺纱厂，一个年产三百车皮葡萄酒的酿酒厂以及一些名胜古迹。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于我们想要具体知道的问题也找到了一些答案。
在参观特莱普查炼铅厂时，从厂领导人那里我们了解到，这个工厂有五千零二十二名职工，其中阿尔巴尼亚人占60％，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工厂和矿井中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在三百名职员中，只有一百名是阿尔巴尼亚人，在六十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中，只有十至十二人是阿尔巴尼亚人，在经理处的十多个人中，阿尔巴尼亚人只有两个。工厂领导人在向外国记者解释这一情况时，说这是因为在解放以后，阿尔巴尼亚人“很少受过教育”的缘故。
戈索伏卡纺纱厂是我们访问过的第二个工厂。在这个工厂参观时，我们没有看到有什么劳动保护设施。我们曾经参观过一个车间，车间内到处飞扬的棉絮和灰尘真使我们受不了。然而，在这里工作的男女工人们每天却不得不在这样的劳动条件下工作，他们甚至没有工作服，穿的是些七长八短的破烂衣服。戈索伏卡纺纱厂是1952年开工生产的，它装备的是英国机器，用的是美国原料。我们中间有人问厂方领导人，为什么要把工厂建设在戈索伏—密托希亚。最初，他说，南斯拉夫不出产棉花，指望进口原料，因此在那里建厂都是一样。后来，他又补充说，在这里建厂，是因为这里的劳动力多。
戈索伏—密托希亚的劳动力的确不少，我们在自治区首府普里希提纳的大街上看到了这种情况。在街头上，从早到晚都有成群结队的失业工人，或者叫做——按南斯拉夫的说法——“要求就业的人”，没精打采地走来走去。这些“要求就业的人”有的头戴一顶油污的白毡帽，穿着一身用各种布片连结成的、或者是补了一层又一层的褴褛衣衫，有的人穿的鞋子已挂不住脚，需要用数条绳子把它紧紧的缚在脚上。他们有的手拿一把锯子或一把铁铲，有的身上背着一个草垫子，有的是两手空空。他们希望找到木工活、农活或搬运工作。他们的年龄从十几岁到六十几岁不等。人们告诉我，这些人全都是阿尔巴尼亚族人。据可靠消息说，仅仅在这个只有三万二千人的自治区首府，就有六百名以上这类“要求就业的”工人。
这是我们首先看到的，居住在戈索伏—密托希亚的一些“正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的阿尔巴尼亚族人。
在普里希提纳城的大街上，一位六十岁的“要求就业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告诉我，他家里有五口人，土地很少。他踟蹰在大街上，有时能够找到工作，有工作时，每天可以收入二三百个第纳尔，但是很多时候都找不到任何工作可做。这位老人失望地说：“我六十岁了，解放前是这样生活的，现在还是这样”。当一位四十岁的“要求就业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对我们说到他家有四口人都没工作做时，站在我们旁边的一位衣冠楚楚的人对我解释说：“他们懒，所以没工作做”。那位被失业折磨得面黄肌瘦的阿尔巴尼亚人，撇了一下嘴，摇摇头，一句话也不愿意再说下去了。
这便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一位“比在阿尔巴尼亚有更多的自由和个性”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当然，我们所看到的“正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和“比在阿尔巴尼亚有更多的自由和个性”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决不止这些。
上文说过的那位四十岁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同我的谈话不幸被打断后，我就走到另外一条街上。这时，又有一群“要求就业的”工人好奇地围拢来想同我谈谈。其中一位约三十多岁的工人刚开口说了两句话，突然被人伸手抓住他的衣领拖走了。其他的人也很“识趣”地默然而散。
还是在普里希提纳，我曾走进一个用美国废罐头盒子做轻铁筒的小手工业铺子。一个瘦削的衣着赛过叫化子的青年学徒告诉我，他是阿尔巴尼亚族人。学徒期为三年，第一年每月工资是一千第纳尔（南币名），第二年每月为二千，第三年是三千（这里每公斤黑面包值五十第纳尔）。不料我们刚开始谈话，就有一位不相识的人插进来替他回答问题。于是我就问这位陌生人“在店里工作多久了”。但他说他并不在这个店里工作，并且反问我道：“你是干什么的？”
在离开自治区首府普里希提纳去普里兹连参观的路上，我们路过一个名叫苏瓦列卡的小镇，正逢集，许多农民在赶集，这引起了我们这批外国记者的莫大兴趣。我就抓紧带领我们参观的新闻秘书处的负责人给予我们的十分钟时间，去同农民谈谈。一位老农对我说，他家中有五口人，一公顷地。我问他，去年收了多少粮？他还未来得及张口，旁边就又有人替他回答问题了：“他那一公顷地如果施用化学肥料，就能收两千公斤粮食。”老人一听，冷笑了一下就低下了头。当我再问时，他以“我不知道”四个字结束了我们的谈话。于是，我连这十分钟时间也未能充分利用。
虽然，我是被邀来这里参观访问的，而且还想采访一些在民族问题上“最正确的方式”的材料，但我发现，同这些“比在阿尔巴尼亚有更多自由和个性”的阿尔巴尼亚族人谈话是如此多灾，而且被质问为“你是干什么的”，于是，我就索性作罢了。采访任务完不成吗，那我又有什么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