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共书记兰那地夫发表文章指出 印中友谊是印度安全重要保证 美国希望印度走上以反共为名的民族奴役道路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印共书记兰那地夫发表文章指出
印中友谊是印度安全重要保证
美国希望印度走上以反共为名的民族奴役道路
新华社新德里24日电　“新世纪”月刊在5月份的一期上刊载了印度共产党全国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兰那地夫所写的一篇文章，作者强调指出，“在西方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竭力试图分裂亚洲、控制较弱小国家的情况下，印度同中国的关系在保卫亚洲大陆的自由及和平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他说，“我国某些人士在西藏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已经不再是一件小事，而是已成为一桩严重的事情了。”
兰那地夫说，“缔结美巴条约、印度堪培拉式飞机被击落、继续武装巴基斯坦、美国当局拒绝否认巴基斯坦所谓根据这个条约所提供的军事援助将用来反对印度的说法——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说明是哪些力量威胁着印度的安全。巴格达条约和东南亚条约再一次表明：美帝国主义已经成为亚洲的反动宪兵，它企图一个接一个地控制和奴役各个国家，它奉行着叫亚洲人打亚洲人的臭名远扬的政策。”
他又说，“在这种情况下，以遵守潘查希拉原则和亚洲各国友好的万隆精神为基础的印中友谊，成了亚洲的和平和自由以及印度的安全和自主的最大保证。印度和我们的邻国中国的友谊对于我们的安全是极为重要的；谁要是轻率地对待这种友谊，那就是对我们的安全、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国家的一种犯罪行为。但是，自从西藏的一些事件发生以来，甚至我们政府中的一些人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强调北部边境方面的‘国家安全’，好像威胁着我国安全的危险来自中国。”
兰那地夫指出，“这恰恰就是帝国主义者希望我们抱有的想法。他说，“美帝国主义者利用新近解放的国家中反动统治集团——某些资本家和地主——对社会主义的恐惧心理，企图借保护国家安全为名，把它们拉入他们的军事条约。”
兰那地夫说：“如果说亚洲爱好自由的国家对印度政府的某些言论表示了忧虑的话，巴基斯坦的反动统治集团却像它们的美国主子一样感到很高兴，并且一再表示愿意建立次大陆的共同防御来对付共产主义，对付中国，这就是在美国控制下的共同防御。”他说，巴基斯坦关于“共同防御”的建议，“实际上是一项来自美国的建议。当然，这不是尼赫鲁先生想走的道路——即以反共为名的民族奴役的道路，巴基斯坦式的道路。”
兰那地夫说：西藏事件也促使印度国家生活中那些从来就不赞成印度独立外交政策、一贯企图使印度人民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并且使它转向帝国主义的势力抬起了头。他指出，属于这一堆可悲的势力的有人民社会党、人民同盟的领导机构和国大党的一部分领导者。正是这些分子在反动报界的支持下在损害中印关系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并且仍在竭力企图使旧的友好关系得不到恢复，使潘查希拉原则从此葬送。
兰那地夫写道：“是不是可以说，我们在保卫一个伟大的事业，而中国人民政府和全体中国人民则违背了潘查希拉，违背了庄严的保证和自由的神圣原则？首先应该认识到，这个危机的产生并不是由于中国对印度采取了什么行动。”
在谈到印度某些政界人士利用西藏叛乱事件干涉中国内政时，兰那地夫说，“难道我们应该去教中国如何处理它的内部事务，应该去同情拿起武器来反对中国政府的那些人，并且攻击人民中国违反潘查希拉？！”他说，印度有些人竟然在毫无任何国际权力的情况下俨然以西藏自治（他们所理解的自治）的保护者的身份讲话，虽然印度在西藏问题上没有任何发言权。
兰那地夫一再强调说，印度政府无权干涉西藏事务，印度也不是西藏自治的保证人。兰那地夫接着引证1951年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他指出，根据这项协议，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民族是中国许多民族之一，它的自治应当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实行，西藏的对外事务应当由中央政府管理。如果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对于这个协议有任何争执，那是应该由中国政府和中国及西藏（地方）的舆论来决定的事情，而不是由别的人来决定的事情。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行使职能，没有一个外国政府能够自封代表西藏自治讲话的权利。
他说，西藏的这种地位是为印度政府所承认的；从1954年中印两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并不是由印度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而是由印度政府同人民中国政府签订这一事实，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印度不仅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而且，1954年的协定只是同中央人民政府签订这个事实还说明，1951年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也得到了承认。而那个协议肯定印度无权以西藏的保护人的身份去进行干涉。
兰那地夫说，“印度的一些人以自治的名义所主张的就是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有些人企图变个戏法，把独立和自治等同起来，然后，假如中国人进行反击的话，他们就抱怨。”
兰那地夫又说，人民社会党的“阿索卡·梅达和普拉卡希等人一直在宣传西藏的个性受到破坏。这种西藏生活方式完全是怎样呢？这种西藏个性究竟是什么呢？”他接着分析了西藏的社会结构，并叙述了农奴的悲惨生活。他说，“当人民社会党反共领导人、印度人民同盟反动分子和这个国家的无数牌号的‘社会主义者’攻击中国的时候，他们是在保卫农奴主的西藏。印度的哪一个农民、哪一个工人同情他们呢？保卫农奴制度就是保卫在喇嘛统治下强加在群众头上的愚昧。迷信，无知，精神萎缩和个性得不到发展是喇嘛统治的结果，而这种统治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者’想要保持的。”
兰那地夫说，“认为我们的国家安全遭到前进的社会主义的威胁、遭到我们的边境那边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的威胁的那种想法，是向帝国主义者借来的一种阶级概念。我国的工人、农民和其他普通人对我们边境那边正在发展着的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他们一定会欢迎它，认为它是他们所致力的事业的进一步胜利。”
兰那地夫指出，“印度的国家安全不是、也不可能是建立在西藏的落后、强迫西藏停留在中世纪阶段、企图把它同中国割裂开来、要求西藏改革的步伐放慢等基础之上。无可非议，印度的安全将由于以潘查希拉和反抗各地的帝国主义这个共同愿望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和独立的印度之间的友好了解而得到加强。因为中印友谊是我们安全的最大保证之一。它对印度和对中国人民都是不可缺少的。它是亚洲自由与和平的基础”。
兰那地夫认为尼赫鲁是潘查希拉原则的共同发起人，他在印度同中国的关系上接受了这些原则，为了印中两国的共同安全和自由，重申潘查希拉原则以及恢复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热烈的友好关系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