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问小组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顾问小组
“七一”杂志记者
清明节早过去了，襄阳县伙牌公社后园小队的棉花地里的棉秆还没有拔，几块要插中稻的水田也没有起坂。有些年轻人大白天甩着手在村子里闲逛。正在这时候，从襄阳地委农村工作部下放到燎原管理区当副主任的张树栋同志，到了这个小队来帮助工作。
社员一见这位上边派来的干部，你一言，我一语，说开了。老奶奶李国全说：“这样下去不行，我们1959年还要大跃进呀！”老张听了很着急，找了几个队干部谈了谈，没谈出个路数来。一天，吃午饭，社员们又议论开了，一位老年人说：“打铁打不到刀刃上，怎么得了？！”一位年轻人听了这话，瞪他一眼说：“你们老家伙，干活不积极，光说破坏话。”另一个老汉把刚才说话的那位老年人的袖子拉了一下：“少说一句吧，老家伙不‘主贵’啦！”老张心想，这两位老年人也许是老把式吧？他打听了一下，果然不错，先说话的那个叫张顺来，外号“老田精”，后说话的那个叫张吉双，也是老把式。
饭后，张树栋和张顺来、张吉双三个人蹲在树荫下，张树栋说要向两位老人家学做庄稼。张吉双说：“我们是老保守，谁不知道？说错了就‘刮杆’（‘刮胡子’的意思）。生产的事别问我们，你还是去找队长吧。”张顺来说：“我们老家伙见到这情形，不说话心里过不去，说了，挨‘刮杆’，干脆，一退六二五，干部怎么布置就怎么搞。”看来，这两位老人家都不大愿说真心话。为什么呢？去年这个管理区的总支副书记张玉法，公开提了一个口号，叫作“谨防老家伙”，老农议论生产，常常受打击。因此，张树栋再三劝说这两位老人家大胆地讲，张顺来才说：“你看得起我们，就提一点吧。我们要求不高，一百句，听我们一两句，对大跃进也有好处。”接着他就摆起这个小队当前生产上的问题来：“‘清明前好种棉’。清明早过去了，春花还有四十多亩没种，粟谷地五十多亩没犁……。说老实话，这么些话憋在肚里，哪睡得着觉！我们队长是转业军人，从小剃头，生产不大在行，手忙脚乱一身汗，庄稼也没种下去。”这时候，蹲在一边的老农张兴发也插上来：“想生产大跃进，肥料也该来个大跃进吧！要不，你哄地，地哄你。”张树栋看到老农们句句话都说到了要紧的地方，就邀他们参加当晚的队委会。张树栋一走，老农们说：“今年怎么又看上我们老家伙了？有门（有办法的意思）！”
张树栋找到队干部和青年积极分子，说老农们的意见如何长短，
马上受到“围攻”。队长张从山说：“那些死保守，看着这不好，那不好。要听他们的可就‘坏菜’啦。”妇女组长九菊跟着说：“唉，他们夜里怕开会，重活不想干，意见还多哩！”积极分子张如英见张树栋没把这话听进去，就又在一边“说服”他：“你看，我们搞新技术，他们一边嘀咕。我们开会，他们撇嘴。能让他们发表意见？运动要突击，任务要完成，谁有时间跟他们商量。”张树栋反问了一句：“你们说，老农的意见没一条对的？”有人说：“也有。”张树栋说，“这就行。有一条也好。”人们虽然没有再说什么，可是心里没想通。
晚上开队委会，几个老农来了，远远地在屋角蹲着。张树栋招呼他们坐到灯前边来，张顺来算是去了，张吉双说：“这是我们的老场子，靠墙角坐着美气。”开头，干部、青年积极分子抢着说了一通。三个老农眯起眼听着，笑笑，不说话。张树栋说：“老同志们也说说。”张吉双就说了句：“棉花，该种下去吧？”张顺来跟着说：
“‘娶不上媳妇一辈子，种不上庄稼一季子’。”一听这话，干部们恼火了，队长张从山说：“这么说干部就天天转着玩，没干活？”迎头这一杠子，老农的话头又给打断了。妇女队长何存英接着就派起活来，抢种棉花的事一字没提。几个老农看到又没安排种棉花，也气了。张顺来站起来说：“我有病，熬不得夜，先走一步。”共青团员郭福全说：“老年人，瞌睡多，要走就走吧。”张顺来拍拍屁股走了。张吉双和张兴发也跟着溜了。这次会就算不欢而散。张树栋追着大家说：“棉花还是抢种一下。”队长说：“行，不管三七二十一，明天都给我去种棉花。”
第二天，几十个劳动力拥在三亩棉花地里。这块地的棉秆没拔，没上粪，社员也没牵一条牛来。干部和社员光喊：“搞哇！搞哇！”就是挨挨挤挤，放不开手。有的社员说：“嗬！这真是杨家将，一齐上。”这时，张树栋同张顺来牵着牛来了。张顺来在地边上站着一望，就自言自语的说：“会打铁的三下二锤，活就出来了，不会打铁的也是叮叮当，就是光出汗，不出活。”张树栋听了，招呼干部来开个田头会，要张顺来提个意见，再把活分派一下。张顺来和他们合计着，把人分成四个班子，有的拔棉柴，有的犁地，有的送粪，多余的人另派了活。这样，人手都用上了，看上去眼里清爽，心里利落，再不是一窝蜂，胡隆隆了。
当晚再开队委会，队长不好意思的说：“昨夜派工有缺点，白天乱了群了。”有人听着笑了起来。张树栋说：“大家再研究吧。”队委们这时都望着几个老农。张兴发高兴了，一边往灯前凑，一边说：“照我看，活多得很，就看队长怎样安排。”队长又有点沉不住气，他说：“张同志让你们说嘛，你叫我说个球！”妇女队长也说：“让你们说，你们就说嘛！”张吉双说：“我看粪得捣（弄细）吧？……”“组长安菊听着不顺耳，他截着问：“不是捣过了？”吉双说：“捣过了？像秤它，大牛粪一盖，出苗？”安菊没话了。吉双指指张顺来说：“‘老田精’说说吧。一听喊“老田精”，张顺来乐了，他客气了一句：“唉，我也说不到啥。”接着就一股劲摆下去了：“春花晚了，还是得种，粟谷、高粱也该安排，红薯芽要浇水，秧田要壮苗，……”他一连提出十二种活路，接着又说：“活路多，先拣要紧的拾掇。我看棉花、粟谷、高粱是大头。棉花又最吃紧，要先突击。”说完了，他又笑笑，“我这算胡说，还是队长决定。”他这一讲，听的人口服心服：“不亏人家多穿了几年牛裆裤。”这个会开得有劲，散会的时候，一看，桌上的小闹钟过夜一点了，几个老农，没有一个打瞌睡的。
有了这一场，疙瘩解开了。干部和青年积极分子对老农的看法变了一个样，没人再喊“老家伙”、“老保守”了。张树栋就和几个队委商量，成立了个“顾问小组”。在队委会领导下工作。这个小组有五个人，老农有张顺来、张吉双、张兴发，中年的有何存英，郭福全是个年轻人（共青团员）。他们选出了“老田精”当组长。郭福全在技术队搞过，当了副组长。成立顾问小组的时候，张顺来说：“事多了，做不了，我们就在三件事上尽点力。第一，啥季节干啥活，那先那后得有个讲究。第二是管评工分。第三件是技术活多伸伸手，给年轻人做个样子。”
老农的话有人听了，他们就越有劲头了。张顺来说：“再不好好出点力，可真对不起毛主席。”说到做到，他的口讲手做，事事能、样样鲜，真是会打蛇的往“七寸”上使劲。一天晚上研究小段包工工分，张顺来说：“活有轻重，有粗细，工分该高的就得高点。整田的工分比不上薅草的，谁愿整田？”队委一商量，这话对，按活路又评了工分定额。工分一合理，重活、脏活人们都抢着干了。郭福全说：“原来重活派不动，是没找到这个窍。”
张顺来主动包管了红薯芽子。插秧时，队里没派他的活，他仍然不顾自己的黄肿病，跳下田，把着手教新手插秧。跟着他学的有老有少，还有中学生。头一天，有六个人，一天才插了一亩七，后来青年学生张从俊，一个人一天就插了一亩四分，还栽的竖成趟，横成行。近边有三个生产小队，后园小队头一个完成了插秧任务。五丘荒了几十年的水田，这次顾问小组提出来，也栽上了中稻。
说起来也怪，过去青年人和老农顶牛的时候，谁有缺点也不认账，这时候老农也认错了。张顺来说：“我也看出来了，庄稼密点有好处。去年我说‘走牛的高粱，卧牛的棉花’，不是保守是个啥？”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光说薅粟谷、高粱这件事，原说要二十天，几个老农给一比划，六天就搞了个光光净。大家又是一番议论，干部说：“早先懵着干，落得个上级批评，群众不满，老婆埋怨，三面不讨好。这回，群众叫好，老婆点头，就等上级奖个大红旗了。”社员们说：“巧事，夜里开会不‘熬鹰’，白天干活没‘刮杆’，活可干的欢了。”路子一走对，腰板就挺起来了，心胸也高了，后园小队提出了“超湾子（邻队）、赶张店（邻近的先进小队）”的口号。张顺来说：“看吧，这么商量着办事，不吹牛，一亩多打一两百斤，是在手心里攒着。”
好事传千里，管理区要来后园小队开现场会了。后园小队像箭一样朝前赶，张店小队队长张广明有点发慌，逢人就问：“啥窍，后园小队变得这样快？”啥窍？窍就是干啥活路，干部、老农、青年共同商量。
（原载湖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