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时想到歉收，顺利时想到困难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思想评论

丰收时想到歉收，顺利时想到困难
徐非光
丰收时想到歉收，顺利时想到困难；争取农业年年丰收，而对歉收的可能性时时作充分准备；争取持久和平，而对战争的危险性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这是做工作、想问题、订计划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5月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及时做好夏季粮食、油料征购工作的指示中，有这样一段话：“无论城市和乡村，在粮食消费上都应当瞻前顾后，细水长流，丰收的时候想到歉收，今年想到明年”。这段话不仅对粮食工作是重要的，也不仅对经济工作是适用的，而且对我们作一切工作都有指导意义。
搞任何工作，都存在着有利的和不利的条件，好的和坏的可能性。我们做工作就要对这些条件和可能性加以全面的客观的分析。既看到有利条件，又看到不利条件；既预计到好的可能性，又预计到坏的可能性。然后，通过正确的努力，充分地利用和发挥有利条件，促使好的可能性变为现实；避免和克服不利条件，防止坏的可能性发生作用。这就可以变不利为有利，变失败为胜利。只见有利条件和好的可能性，容易产生骄傲自满；只见困难条件和坏的可能性，则容易悲观失望，丧失斗志。这两种片面性都是十分危险的。只有对问题作全面分析，遇胜利时多想想困难，遇困难时多想想有利的一面，才能遇胜利而不骄，遇困难而不馁。在胜利时要争取“百尺竿头，再进一步”；遇困难时则要争取“化险为夷”，“转败为胜”。
对于这一点，我们的古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懂得的。例如，他们说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孙子）；“虽处利地必思所以害，虽处害地必思所以利”（张预）；“满则虑嗛，平则虑险，安则虑危”（荀子）。他们虽然在不同程度上懂得了“利” 与“害”、“治”与“乱”、“安”与“危”、“满”与“嗛”、“平”与“险”之间互相对立而又互相转化的辩证关系，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没有真正揭示出这些对立面的互相转化的条件。因此，他们就不可能真正解决这两者之间的转化问题。
马克思主义不是抽象地谈条件的转化，而是首先来分析对立的两个方面的性质。例如，在谈到“利”和“害”时，就首先看，那是什么性质的“利”和“害”。有真“利”，也有假“利”；有表面上是“利”，而实际上却是“害”；有暂时是“利”，而从长远来看却是“害”。有前进中的“害”，也有没落中的“害”；有可能克服的“害”，也有不可能克服的“害”。对革命的阶级和政党来说，因为他们是代表着向上发展着的新生的力量，而新生的事物战胜垂死的事物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尽管他们在一定时期看来是弱小的，困难重重的，但是从总体来说，他们的“利”是根本的，他们的“害”则是可以克服的。而对于一切反动派来说，尽管他们暂时看来是强大的，但是由于他们是属于衰朽、没落、走下坡路的力量，所以他们的“利”是暂时的，他们的“害”则是无可救药的。这一条规律，已经由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经验所完全证明了。
但是，这是不是说，只要是革命的阶级，他们在制定计划和政策时，就可以只考虑到有利的条件和好的可能性呢？在现实中确实有少数人，像恩格斯说的那样，“把自己的急躁性当作理论根据”，认为我们想怎样便可以怎样，在前进的道路上总是“一帆风顺”，“畅行无阻”。他们忘记了可能性还不是现实性，好的可能性不会自己变为现实，坏的可能性也不会自己消失。他们忘记了列宁的这些重要指示：“马克思主义者估计时局的时候不应当根据可能的情形出发，而应当根据现实的情形出发。”“革命策略决不能只根据革命情绪来规定。”而现实的情况是，虽然我们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胜利，而且坚信我们的事业必然最后胜利，但是我们前进的每一步都是与各种各样的困难作斗争的结果，而且在继续前进中还会遭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与那种只见有利条件、不见困难条件的人相反，我们党在制定计划和政策时，从来不是把准备工作放在那种“天真”的“良好”愿望的基础上，而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清醒地估计到我们可能遇到的困难，在精神和物质上作充分的准备，有周密的对付办法。我们党从最坏的地方作准备，而向最好的地方努力。例如，在粮食问题方面，我们在实际行动上要争取年年丰收，但是我们不把准备工作建筑在年年丰收的可能性上，而是准备应付歉收和其他的意外事件。我们宁可备而不用，不能用而不备。孙子说：“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这对用兵是真理，对其他工作也是真理。有了应付歉收的准备，才能有效地动员力量去争取丰收。当然，这里说到的“备”，都不是消极的“备”，在“备”的同时我们要尽力消灭发生危险的可能性。
为什么我们要采取这样的态度来考虑问题呢？这是对客观规律的尊重问题，是对客观规律持起码的谦逊态度的问题。客观事物本身就是十分复杂的，它具有许许多多的侧面，并且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人们不可能一下子就掌握其全部的必然性和规律。马克思列宁主义给了我们正确地认识和观察世界的观点和方法，但是认识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同时，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我们在认识客观规律的过程中，也难免发生错觉和失误。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认为不重要的或不显著的因素，在后来却变成了决定性的因素；我们认为掌握了某一个规律，而实际上却只掌握了一部分甚至还根本没有摸到。在好的可能性还没有变成现实之前，坏的可能性就仍然不会消失。因此，在我们还没有取得胜利之前，谁也没有资格打保票说：“某一种可能性绝对不会发生”，
“困难或暂时的挫折不会再现”。抱着对客观规律的谦逊态度，就可以使我们虚心地去研究和发现事物的内在规律，使我们逐步地提高我们前进的自觉性，使我们不犯或少犯错误。
搞革命，搞工作，这不是赌博。我们应当靠科学分析，而不应当靠偶然性取胜；我们不能根据“愿望”和“可能性”来作决定，更不能在某一个“可能性”上作孤注一掷。十月革命胜利初期，曾经有人把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面，希望用世界范围的革命来摆脱当时苏维埃所遇到的困难。列宁坚决地批判了这种思想，他说：“也许社会主义革命在几星期后，甚或几天之后，就会胜利，——这是完全可能的，——可是我们终不能拿这来作孤注一掷。我们应当准备应付非常大的困难，应付那些非常严重而不可避免的失败。”同样，我们可能年年取得丰收，但是我们绝不能孤注一掷，把今年的粮食一年吃光。把赌注下在“幸运”上是危险的，而且是违反科学的。因此，一个革命者，绝对不能因为取得的胜利而忘记了客观的规律，企图依靠偶然的“幸运”而获胜。必须永远都具有这样的敏感性：能从顺利的条件下，看到不利的方面；能从萌芽状态中，看到危险的因素，那怕这种因素是极不明显、极其微不足道。俗语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小的危险常常可能酿成大灾，一根火柴可能造成万顷森林的毁灭。因此，不仅要看到“一万”，也要看到“万一”；不要等到困难发生了再准备，而要在危险未发生前即有了准备。这就是所谓“戒之于无形，防之于未然”。
有人问，这样的思想方法会不会伤害人们的干劲呢？丰收想到歉收，顺利想到困难，不是为了削弱人们的干劲，而正是为了把人们的干劲放在可靠的基础上。右倾保守主义者也看困难，但是他们仅仅看到困难，甚至夸大了困难，被困难吓得魂不附体，因此，他们起的是促退的作用。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者是在确信自己必胜的基础上来看困难的，他们看困难是为了调动力量去克服它，因此，他们起的是促进和鼓干劲的作用。可见，问题不在于看不看困难，而全在于用什么观点去看它，用什么态度去对待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