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心主任”和“保险会计”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放心主任”和“保险会计”
姚文锦
山西左云县威远堡人民公社南八里管理区党支部书记贾林茂和会计赵国富，从担任原来旗杆农业社（现在是南八里管理区的一个生产队）的主任和会计起，五年来共同管理公共财务，做到了账目清手续清，开支省成本低，群众满意地称他们为“放心主任”、“保险会计”。
这两个人今年都五十岁了，生在同年同月；一个家住旗杆村，一个家住孙家堡；一个扛过二十多年长工，一个当了多半辈子庄户；一个是共产党员，一个是非党积极分子。1954年春，当相距一里的旗杆村和孙家堡联合办农业社的时候（现在这两个村的四十三户农民已搬到一起居住），他们俩同时被选为主任、会计。从此，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战斗，把他两个紧紧结合到一起。从1954年建成初级社以后，到1958年转为人民公社，整整五年了，旗杆社（队）的财务账目在他两个的经管下，从未发生过一次差错，和国家和社员的手续往来，也从未马虎过一次。有一回，社员王文远投资了十六斗种籽，单子上错记为十一斗；又一回，社员郭连分回了二十斗莜麦，单子上错记为十八斗；以上是仅有的两次差错，也都在当日和次日对证以后得到纠正。不光是账目这样清楚，一切开支也都很节省，所以，生产成本逐年下降。这一带是有名的“好年景收一半，赖年景丢一半”的产量低、成本高的地方，过去的生产投资一般都占总产量的40％左右；但是去年，即下降为24％。还不只这些，他俩同时还是工作、劳动双丰收的模范，五年来，没有要过社里的一个补贴工分。
大公无私风格高
他们怎样做到了五年来账目清、往来手续清？大公无私是个根本原因。忠心耿耿为集体事业服务，他俩把集体利益看得高于自己的生命。这些年不知有多少钱粮物资，从手里流进流出，但从来没动过一针一线、一草一木，真正是两袖清风、一身干净。社（队）里经常在老贾的院子铡草，剩下的一些乱草碎圪节，老贾也总要收拾起来，送回社里。
前些时，食堂压粉条。有一个炊事员边压边念叨：“咱们常给大伙烩粉吃，可咱们作完了也闻饱了，永不能香香的吃一回。今天咱五个作饭的，每人拿上一个粉垞回家吃吃吧！”老贾的爱人也是个炊事员，也就拿回一个粉垞子。尽管一个粉垞子才值五分钱，可是对于五年来连社里一根柴草棍子也没有动过的老贾来说，这可是件大事。就为这件事，气得老贾三天吃饭不香，狠狠的批评了他爱人。并在发生事件的次日，就到公社作了检讨（粉垞子也在老贾发现后立即退了回去）。老贾说得好：“上梁不正下梁歪，身子不正影儿斜，群众选你当干部，就得给大伙作个样子。”
他俩不但是这样的洁身自爱，甚至，五年多来连个挪钱借款的事也没有过。1957年秋，老赵要进右玉城开分配会议。那时天气挺凉了，老赵还没有棉衣。别的管理委员们劝他支上几个钱缝件棉衣。可是老赵坚决不干。他说：
“要缝棉衣的不光我一人，我要早支，社员们支不支？这样乱开支，咱社的分配制度就没办法坚持了。”结果，借了个棉袄进城开会。
在主任和会计的影响下，在这个社（队）里，根本看不到乱拿乱用、乱挪乱借的现象，也很少有超支户、欠款户，因此，账上有多少东西就能往出拿多少东西，账上有多少现金就能往出拿多少现金。
精打细算“卡”得紧
他们又怎样做到了开支省、成本低？最主要的是坚持节俭原则。扛过二十四年长工的老贾和当了多半辈子庄户的老赵，很懂得社里的一针一线都是社员用汗水换来的，因此，那怕花一个大子儿，也要口问心、心问口的盘算几次：不花钱能不能办了事？少花钱能不能办好事？能不能用最小的本钱换来最大的利益？五年来他们一贯坚持了“五不开支”：即对生产关系不大的不开支，不是迫切需要的不开支，得不偿失的不开支，能以旧代新、利用废物的不开支，需要花而社里的经济力量达不到的不开支。
春天——耕地的要买鞭子，老贾就答复：找点树皮自己编去吧，给你记上点工。耕地的又要买笼嘴，老贾又答复：刨点草根自己挽去吧，也给你记点工。秋天——打场的要买槤枷，老贾就抱来一大堆烂槤枷，动员大家三拼二、二拼一地对付着用。冬天——食堂要买火炉，他两个一划算得二百多元，就让大家拿主意。这时，社员王瑞就献计用破缸泥火炉，结果没花一个钱，暖暖和和地过了冬。生产集体化和生活集体化以后，人们最担心的是怕增加非生产性的管理费用。可是这个社（队）的管理费，五年才花了一百六十五元，每年平均三十三元。老赵给自己规定：三个笔尖用一年，一个笔杆用三年，点灯不买灯，用的是墨水瓶。
开支卡得这么紧，有时也免不了惹人生气。郭连就气得说过：“唉！看咱这个耕地的，算别提啦！牛头带的草根笼嘴，人手拿的榆皮鞭子，真是一个穷胎子、苦架子。”为这，他俩常向社员解释。其实，不解释，社员也会明白的。社员们说：“有老贾老赵当家，永远是细水长流，财源不断，你就别愁有个马高蹬短。”
勤学勤问钻业务
也许人们以为作到五年账目清、往来手续清、开支省、成本低的老贾老赵，一定是能写会算的人物。可是，事实不是这样。刚搞初级社的那年，老贾还是个大字不识的文盲，就连在村里被称为“圣人”的老赵也只念过一年书，连个“投资”二字都写成了“头支”。因此，社员投进的东西怎么记？社里买进的东西怎么记？繁殖下小牲畜怎么记？农具坏了、牛死了怎么记？作为公共财产的小骡马长大后价值提高了又该怎么记……？这真把他俩愁得废寝忘餐。但是，一遇到这些问题，他俩就跑到邻村向别的主任、会计们请教，或在会计辅导会议上请大伙讨论。
当会计打不来算盘算不来账，曾经使老赵苦恼得很。为了学打算盘，他到八里远的滴水沿村找了个老师。每次去滴水沿的时候，都是头天日落动身，次日五更回村，还不误白天的营生。头次去滴水沿的时候，是老贾陪着去的，在黑压压雾沉沉的十六里夜行途中，身为共产党员的老贾对老赵进行了许多鼓励：“别看账本是纸的，可它关系着咱全社两千多亩土地的生产和一百七十口人的生活。差下一个洋码码，就会乱个一锅粥。社员把他们的全部家当交给社，咱们要是连个账也弄不清，怎能对得起党，对得起全村老少！说啥你也得把打算盘学会。”老赵也曾因自己能力太差，几次想到辞职，但在老贾的帮助下，终于鼓起勇气，坚持了工作。
别的会计是一笔账一道手，老赵知道自己不行，每笔账都要经过三道手。头道手记个单子，二道手腾在本子上，然后经过校正无误了，他才过第三道手——往账上抄。所以，别看字儿写得挺丑，可账上很少有涂改现象，什么时候翻开账本，也是清清楚楚的。
财务往来守信用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为了保证账目清、往来清、开支省、成本低，老贾老赵对于财务制度十分重视。在他两个的带头影响下，旗杆社（队）五年如一日地严格坚持了现金管理制度、仓库保管制度、开支批准制度、财务检查制度，以及当日的账当日了，会计、出纳、保管互相制约、互相监督等制度。为了坚持当日的账当日了的制度，老赵经常是更深夜半才回孙家堡睡觉，而老贾则差不多每夜都把老赵送到两村中间的沙沟，然后一个向西，一个向东。有时老赵忙得顾不上回村吃饭，老贾就从自己的家里给老赵烧几个热腾腾的山药。
在社和社员的财务往来上，老贾老赵还通过往来合同，使社员和社永无隔阂，拧到了一气。所谓往来合同，就是凡社员向社投进的肥料、资金、牲畜、种籽、农具和各种用具等，说借就是借，说租就是租，说买就是买；借的都打借条，买的作价公道；而且是说几时还就几时还，决不无故拖拉积欠。这样，大家心里都有数，便于互相监督。也有时候发生意外，到时候拿不出钱来。1955年的牲畜租金（那时对社员的牲畜采取租用形式）就碰到这个问题。那年社里遭了雹灾，付不起，怎么办？老贾老赵就把十二家养畜户请到一起，商量着办事。大家一商量，说社是谁的，还不是咱的？结果，二百四十多元牲畜租金，当年先要了六十六元。
正因为社（队）里是这样的说一不二，所以社员把社（队）比之为“没有锁子的保险柜”。刚入社时，也有人怕社靠不住，常想找点借口，把钱早拿到手，甚至还要超支，结果使社干部穷于应付，十分被动。但是，五年来的事实教育了人们。现在，社员眼下不用的钱，常常自动存到社里。
争取群众多监督
财务制度靠谁来监督和执行？靠全体社员。社员如何去监督和执行？首先得了解家底。老贾老赵五年如一日地坚持了财务公开制度：每半月公布一次零星往来；每一月公布一次收、支总情况；秋收分配时是分一场公布一场；全分完了公布全年的总账。起初公布时是贴个单子，但是，社员不识字，跟没贴一样。以后，他俩就利用地头、饭场、会前会后等场合，向社员口头公布。口头公布时，社员又听不懂什么库存实物呀、固定资产呀等新名词，他俩又把这些名词一律改为“土话”。总之是社员不知什么说什么，社员想知什么说什么。社员对有关自己的账目挺关心，老赵就把分户单子经常随身带，社员随问随答，交代得一清二楚。现在，老贾老赵虽然都担任了管理区的干部，仍然发扬了这个优良传统，经常带上账单子到各村去转，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
工作劳动双丰收
为了减少社（队）里的非生产用工，老贾老赵从来没有要过补贴工分，和一个普通社员一样，完全依靠自己的劳动收入。他俩都是村里有名的勤谨人，五年来一贯坚持了“大雨大办公，早晚小办公，小雨当好天，人闲他不闲”。春天事情杂，多误几个工是免不了的；但一到夏天，事情比较单纯了，他俩的劳动日数便飞快上升。另外，老贾还给社（队）喂着十八只羊和两头大牲畜，即便在村办公，也能捎带着作点营生。老贾还有一份拿手戏，就是能够发挥生产小队的积极性。每当利用一个雨天或一个晚上作了小段作业计划之后，便放开手让小队搞，自己安心下队劳动。至于修改计划、修改定额、活计质量、技术改革等，都在参加劳动中，利用地头、场畔、来回走路或晚上碰头的时候就解决了。因此，他两个虽然担任着社（队）里的主要干部，作的劳动日并不比一般社员少。去年，全社（队）四十三个男整劳力，作到二百个劳动日以上的只有六人，其中就有他两个。
＊　＊　＊
社里账清如水，社员干劲冲天。旗杆社（队）在短短的五年中，连年大跃进。到1958年，全社（队）粮食总产量比初级合作社的1954年增加了四倍以上，大牲畜增加了一倍以上，羊增加了五倍以上，猪由一口增加为九十七口。去年的公共积累扣留较多，但全社（队）每口人的平均纯收入仍达九十余元（包括家庭副业），相当于1954年的三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