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升——红光公社见闻杂记之二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上升
——红光公社见闻杂记之二
田流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没有到四川省以前，对这“天府之国”的人民的富裕生活就早有所闻，但是我们看到的人民生活的实际情形，比以前听到的还要好，比我们自己原来设想的也好得多。
我们刚到红光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所在地犀浦乡的时候，看到的一切简直使我们有些迷惘，还以为是走进了一个城市。我敢说，犀浦乡同北方一般的县城比起来毫无逊色。街上商店林立，有农具等生产资料供应商店，有货物较全的百货商店，有文具店和书店，有从吃饭、喝茶到洗澡、理发的一系列的服务性行业；还有农具机械工厂、野生纤维工厂、酒和调味品的酿造工厂、糕点等副食品制造工厂等等。各个商店里都是顾客盈门、高朋满座。入夜，电灯辉煌，更比白天热闹三分，人们熙熙攘攘，在田间在工厂劳动了一天的人们这时到街上来了，有的去洗澡，有的去理发，有更多的人坐在茶馆里喝茶。有线广播开始播音了，新闻、歌曲、农业生产当前应注意的问题，而后是优美动听的四川戏。喝着盖碗茶，听听国家大事的新闻，欣赏着动人的“秋江”、“谭记儿”，一天的疲劳消失了，为第二天劳动又准备好力量。——当然，这只是刚到红光公社时的第一个印象，这一切也只是一个外表的现象。当我们住下来，对情况了解得多了一点的时候，才更深刻地认识到人民生活的更为真实的面貌。
社会购买力的变化
社会购买力是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的标尺。像犀浦这样的商业繁盛的居民点全红光公社共有五处。虽然规模各有不同，但各种行业也都应有尽有，很适合农民生活需要。今年1月份到6月底，红光公社各商业部门的营业总额是一百六十七万多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3％以上。其中生活日用百货的销售额和服务性的饭馆、茶馆等行业的营业额比去年同时增长了168％以上。在日用百货中销售量最大的是布匹，计十六万四千多公尺，比去年同期增长128％。其次是针织品、文化用品和毛巾、香皂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向来农村销售量较少的某些高挡商品如毛衣、绒衣、棉毛衫裤、竹壳保温水瓶、胶鞋、金笔等等，销售量大大增加了，如绒衣、胶鞋增加四倍到五倍以上。社会购买力是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很重要的尺度，但并不是唯一的尺度，更不是最准确的尺度。在有些国家里，譬如在美国，它的社会购买力尽管看起来很高，但却有大量大量的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人群。因此，我们还应该看看社会购买力的分布状况，看看购买力最低的人家的状况和变化。衡量人民的生活水平要看那生活最高的，也要看社会平均数，更要看生活最低的人家。
再也没有
“超支户”了
“我们已经完全消灭了超支户”。同干部或社员谈起公社化以后人民生活变化或公社优越性的时候，人们总是略带炫耀地这样说。
“超支户”是农业社时代一部分农户由于家里劳动力少、由于婚丧嫁娶、由于生病或其他的不可抗拒的原因，凭自己的劳动报酬不够生活，于是农业社就多支给他一部分粮食、现金，第二年再从他的劳动报酬中扣除的人家。这种超支户除少部分人家因农业社生产水平提高变为“平衡户”或稍有节余以外，大部分仍然继续超支，原因是农业社不可能在一年之内把生产水平提得很高，超支户自己也不可能在一年之内把造成超支的根本原因——如人口多劳力少等等彻底改变。所以有些超支户慢慢地又变成了“老超支户”。公社化以前，组成红光人民公社的六十七个农业社里，社社都有超支户或者“老超支户”。全公社一万六千多户社员中大约有10％即一千六百多户是超支户。十二管理区是红光公社开展互助合作运动最早的原红光农业社，从1952年就搞互助组，1954年就成立起农业社，而且生产也发展的很快。粮食的平均单位面积产量，从1954年的每亩五百六十一斤，发展到1955年的五百八十五斤，1956年的六百二十八斤，1957年的七百六十七斤，1958年的一千二百一十七斤半。副业收入也由1954年的六百九十九元发展到1958年的十万零一千五百六十五元。农副业的总产值增长了两倍多，相当于1954年的三倍。但是在转入公社以前，在九百四十九户社员总户数中，仍有五、六十户社员是超支户。
“再也没了超支户”，这是人民公社化以后，全体农民生活普遍提高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它包涵着极其深刻的意义和极为丰富的内容。消灭了超支户而且再也不会产生超支户这个事实说明：我国农民已经稳固地走上了共同富裕、普遍提高的道路。这个生动深刻的事实是由于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生产的高速度发展和先进的分配制度而产生的。由于公社化以后农村经济的全面的高速度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实行先进的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这样，正如六中全会决议中所说的，全国农民就得到了最重要最可靠的社会保险。一切老人、小孩和没有劳动能力的人，都由公社负责供养，这就把造成超支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人口多劳力少的现象消除了。红光人民公社共有二百多个无有依靠丧失劳动力的老年人、残废者，现在都在三所敬老院里无忧无虑地安度着他们的晚年；有近万个幼儿在近五百所托儿所、幼儿园里，自由自在地幸福的成长；那些没有入敬老院的更多的老人，也由公社按同样的供给标准供养着。其他如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劳动者生病后的补助制度的建立等等，都是不再存在和产生超支户的重要因素，都是人民生活普遍改善和提高的重要标志。
一个普通的家庭
社员个人收入情况的变化，是衡量人民生活状况的又一个重要尺度，甚至是最准确最基本的尺度。公社化以后，人们的收入比以前是增多了呢，还是减少了？我们不必找那劳动力最强、技术最高的壮年男社员，因为他们在按劳分配的原则下，无疑是全社收入最多的；只找那最能够说明问题本质的一般的、甚至劳动力较弱和技术较差的人，来作例证会更好些。张安林是一个壮年妇女，一贯参加田间劳动，公社化前后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她的收入的情况是这样：1957年她的家庭副业搞得最好
（养猪），因此，这一年是她家在公社化以前，收入最多的一年，共从农业社分得粮食四千斤，现金五十元；家庭副业收入一百一十元。粮食是按家庭人口参照劳动工分分配的，当时她家七口人：夫妇两个，四个孩子，一个老人。平均每人五百七十斤的样子。现在，公社化后举办了公共食堂，实行了伙食供给制，粮食供应标准是每人每天一斤半，平均每人全年五百四十斤。看起来比她家1957年的平均数少一些，但是第一，今年公社除实行伙食供给制外，每家还发了一百斤粮食作为家庭储备粮；第二，那时的粮食人吃马喂都在内，如果除去饲料（像现在公社这样），实际上每人平均的口粮远不是五百七十斤，而是五百、四百五甚至更少。所以，粮食问题我们可以不去管它，只看现金收入。1957年她家共收入一百六十元现金，公社化以后，从去年的11月到今年的5月底，共领得工资三十多元，家庭副业收入五十多元，两项合计将近九十元。1957年一年一百六十元，现在半年九十元，看起来数量增加不多，半年才增加了十元左右。但是，如果仔细分析一下这些钱的用途，分析一下家庭开支的各种项目，就会发现其中大有不同了。那时张安林家有一半以上的钱用在伙食上，油、盐、酱、醋都由它开支。现在这笔开支没有了，公共食堂全包了。这里的伙食标准是每月四元左右，但因为菜是自己种的，柴是自己打的，都不算钱或者算得很少，如果按市场价格计算，每月八元左右，水平大大超过了原先这一带富裕中农的水平，这就是说红光公社每一个人的伙食水平都已经超过富裕中农了。如果张安林家在1957年的饭食要像现在公共食堂这样的水平，她说，“把钱都用到伙食上也办不到”。第二，另一部分钱用在养老育幼上面，张安林家这笔开支约占现金总收入40％左右，张安林两手一拍，微笑着说：“用在自己身上的就没有几个了”。所以，几年来张安林全家漆置的新衣裳不多，那时棉布的供应标准虽然比现在少，可是仍然年年有剩余——不是布票太多用不了，而是钱少不能买啊。公社化后，抚老育幼的这笔开支也大大减少了，今年上半年度的布票张安林早已把它统统买回布来，人人都缝了新衣。我们在打麦场上看到她的时候，她和别的年青妇女一样，浑身上下一色新，海昌蓝细布褂子，藏青的细布裤子。“现在的一个钱顶过去三个钱用，”她说，“吃饭不要钱，孩子在托儿所不要钱；只是穿衣、零用才用得着它。”随后又补充说：“我又不吸烟，不喝酒，钱更没处花了。”
从社会购买力方面看，从再也没有超支户、家家户户都有收入方面看，从社员个人收入增加以及开支用途方面看，都雄辩地证明：公社化以后，人们的生活水平是大大地提高了，而且是普遍地提高了。但是这一切只是物质生活方面的，虽然物质生活在人们的全部生活中占据着前提的重要地位，但在全面地考察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时候，就不能仅只限于物质生活方面，也应该包括文化生活方面。而且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和提高，文化生活在人们的全部生活中所占的位置是越来越重要了，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要求是越来越高，越来越迫切了。
丰富多采的文化生活
红光人民公社的文化生活，随着生产的发展，也大踏步地前进了。少年儿童受着系统的学校教育，而成年人又过着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公社化以前，这里只有一所培养小学教师的师范学校和二十九个小学。公社化以后，不仅原有的这些学校有了很大的扩大，学生人数有了极大的增加，而且出现了很多的公社自己举办的正规的和业余的各种学校。公社建立后，直接兴办了一所正规的普通中学和五所半日制的农业中学，三十三所正规小学和二十六所业余性质的红专学校。现在红光人民公社共有各种学校九十五所，除红专学校以外，共有学生一万三千人左右，教师四百多名，从七岁到十五岁的少年儿童，已经有82％以上入学（小学已经普及，学龄儿童已经全部入学了）。我们访问了一所农业中学和一个小学。在这些学校里可以看出有两个十分鲜明的特点：教育为政治服务，学习与生产结合。中等学校都设有政治课程，系统地学习时事和党的政策，前一个时期的政治课就是以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作教材的。农业中学是半日制，半天学习、半天劳动，农忙时还停课放忙假。我们去访问十二管理区的农业中学时，他们开学不几天——夏收夏种时放了近两个月的忙假，老师们正在加紧授课，想在放大秋忙假以前，把这一学年的功课按公社规定的教学计划授完。各级学校的学生都有一定的劳动时间，小学的三、四年级以上的学生是每周二次，每次二小时，普通中学和师范是每周二次每次三小时，农忙时短期停课参加生产。农业中学的学生虽然都是十二岁到十五岁的少年，劳动起来还是真有两手，不仅有很多新的农业知识，而且干劲更大。十二管理区农业中学的学生在夏收夏种中，还参加了高工效运动，和大人们比着干，有十几个学生（这个中学共五十三个学生）还得了高工效超额奖励。社员们看了这些学生都很高兴，说他们是“世事通达懂政治，能文能武新农民。”
同学校教育相媲美的是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过去，农民生了病想找个医生看看、吃付药，那个困难劲儿是人人都了解的。现在情况大不相同了，不仅各个生产队都设立了诊疗室，队员们有个头疼脑热、伤风咳嗽，不用出村就可以就近治疗了；而且公社还在各个管理区有计划地设立了五个医院，五个保健室，九个妇产院，有较严重的病，也不用跑多远的路就可到医院得到治疗了。现在红光公社共有六十六名中医、十四名西医，五十六名护理人员和五名助产员，另外还有四十七名不脱离生产的助产人员和八十四名保健人员。五所医院共有二十七个床位，妇产院有十五个床位。全公社平均一千人有一个医生，二千五百人有一个床位，三百人有一个专业的和不脱离生产的医疗卫生工作人员。这些医疗保健部门都是公社化以后才建立起来的，社员看病只收医药成本费，住院只按伙食供给标准收费，所以人人称便。
社员们经常的文化生活更是饶有兴趣，富有教育意义和丰富多彩的。全公社有四个文化馆，里面的报纸画报和适宜农民阅读的书籍。劳动余暇、假日，社员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在里面阅览。另外，还有三个广播站，四百五十个喇叭。广播站早、午、晚广播三次，各个管理区、生产队都能收听。社员们最喜欢听广播了，在广播中既能知道国家大事，也能听到鼓舞人心的丰产消息和动人的音乐戏曲。在农村，过去谁能看到电影呢？现在，红光公社竟有两个电影放映队了。电影队轮流到各个管理区、生产队放映。每个社员每月能看到两次电影。各个生产队还有业余的剧团和歌咏队，每逢假日或开什么社员大会的时候都能看到他们的演出。
这就是我们了解的红光人民公社社员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情形。从人们的实际生活状况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红光公社成立前后人民生活变化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