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是成功之母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报刊文摘

失败是成功之母
今年我省的小麦试验田，有一部分的收获量没有达到预期的要求，个别的甚至落在一般麦田之后。对于这件事情，有些同志议论纷纭，责备试验失败了的人。议论的同志也许是出于良好的动机，但是他们的观点却是值得商榷的。
对于这些同志，应当说些什么呢？
首先应当说的是必须珍爱试验者的热情。试验工作，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对于整个人类的进步，都有重大意义。我们知道，从人类利用大自然的本领来说，是一代超过一代，因为人们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是一代比一代进步。生在我们这一代的人，对于自然界许多事物的发展规律，可以说是能够有把握的利用了，这是我们比前人更高明、更幸福的地方。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所以能够有把握地做好许多事情，是与前人无数的试验分不开的，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经验，使我们在许多事情上吃了“现成饭”。但是必须知道，我们的前人，因为受了种种条件的限制，特别是剥削制度的限制，他们在探索大自然秘密方面的成就也就有限。他们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与大自然的蕴藏比较起来，与我们的要求比较起来，还差得很远，简直不及其万一。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就是要充分地挖掘大自然的潜力，使人类生活一天比一天美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做前人没有做过的许多试验，必须有成千上万的勇于创造的人来从事种种试验工作。今天，不论城市和农村，都出现了大批热心试验的人，这些都可称为革新家，也可称为最实际的科学工作者。尽管他们的试验不一定都能够成功，但是他们这种革命的热情却是极其可贵的。
其次，应当说的是试验过程中的失败是难以避免的。什么道理呢？这是与试验的性质有关。试验是探求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是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解决前人没有解决了的问题，没有先例可援，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就像行军中的尖兵一样，时刻在摸索中前进。试验的过程，就是对于客观规律认识的过程，也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一切的试验，都必须经过反复的实践，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由于人的主观认识常常落后于客观存在，所以在试验过程中就难免要有失败，这是古今中外的发明家一致证明了的真理。在发明家的事业中，一举而成功的可以说是没有的，都是经过数次、数十次、数百次的失败才成功了的。比如“六○六”药的发明者，他遭受了六○五次失败，直到六○六次试验，才算大功告成。失败既然是试验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那末，要求试验者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就是对他们的一种限制。试问，这样下去，还会有什么试验呢？
再次，应当说的是试验中的失败是坏事还是好事。失败是一件坏事，但是，这件坏事是可以变成好事的，“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古话，就辩证地说明了这个真理。说失败是坏事，是我们付出了代价，而眼下却得不到什么东西，所以没有一个试验者是愿意失败的。说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是它可以迫使我们的试验精益求精，直到得出最可靠的结论。如果这样来看问题，就会觉得即使试验失败了，也不是毫无意义的。
最后，还应当向一切从事试验工作的同志说，作为一个试验者，应当是敢于破除迷信，大胆设想，勇于创造，经得起任何的失败，受得住任何的责备，没有这种精神，就谈不上什么试验。但是，这并不是说，你就可以不尊重客观规律，毫无根据地去胡思乱想，不顾可能地去搞那些明知要失败的试验；也不是说，因为失败的不可避免，你就可以对试验采取漫不经心的态度，使那些本可以早点成功、少遭失败的试验，延长了时间、多遭了损失；更不是说，试验还没有得出正确的结论，就轻易地推广，以致造成很大的损失。一切试验者的“座右铭”应当是胆大心细，而不是胡思乱干。
（摘自山西省“前进”第七期，王广义：
“应当容许试验者失败”）
敢问多问
要发现问题或解决问题，都要了解情况。要了解情况就离不开问。问，就是要多向群众请教。
学问学问，离不开“问”。“问”，有个敢与不敢的问题。一个人要从不懂到懂，没有一点“问”的勇气是不行的。先说古一辈人。孔子能成为有学问的人，看来有一个诀窍：“每事问”。
“论语”上有这样一段：“子入太庙，每事问。”别人笑他，说他样样不懂，不“知礼”。而孔子的看法不同。他认为不懂就问，恰恰是合乎
“礼”。一个人要做老师，就先要做学生；要做好领导工作，首先就要做群众的学生。那是因为群众的确比我们任何一个人懂得多。革命者做任何工作都是为了群众利益，也离不开群众。如果我们立志要把工作做好，就非得拜群众为师不可。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要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也是这个意思。
要做到“每事问”，确实需要一股勇气。假定有这样一位同志，下厂去“观花”，而且一直下到了车间，那么，完全可能碰到“子入太庙”那样的许多新鲜问题，甚至还有不少生产上的起码知识也不知道。找个工人谈谈心吧，谈得深一些，就会接触到许多生产技术上的问题。怎么办？两个办法，一个是听其大概，不求甚解，马上凭印象出主张；一个是虚心求教，放下架子，每事问，做小学生，把主要问题真正弄懂了，再出主意。当然，后者较不容易。为了追求真知，为了革命利益，就得拿出一点勇气来，扔掉“不懂装懂”的臭架子。如果一个革命者真正做到与群众共呼吸，心连心；同群众说真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自己站在群众中间，同群众一道来考虑、研究与群众切身有关的事情，群众当然乐于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反过来，站在群众之上，指手划脚，不懂装懂，群众又怎么会同这样的人谈真心话呢！
毛泽东同志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好榜样。我们知道，他那有名的著作“农村调查”的写成，就曾得到许多乡级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的帮助。毛泽东同志说，他们“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可见，下去能不能发现主要问题，对群众的态度很关紧要。我们是否如毛泽东同志那样真心诚意去做群众的小学生呢？这个问题解决了，事情就容易办了。
问的目的，是为了发现问题以后去解决问题，那就需要一面发现问题，一面着手解决问题。群众提出的问题，受到重视和及时解决，那就势必进一步促使群众更加热情地帮助你，更向你谈知心话。反之，如果在群众中发现了有不少问题，对可以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却没及时解决，恐怕态度好些，再好些，也不会有利于事物的发展的。
（摘自上海“解放”杂志第十三期，作者拾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