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事后诸葛亮”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也谈“事后诸葛亮”
杜守素
由来已久，诸葛亮在广大群众的眼睛里，简直就是智慧的化身。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群众迫切需要各色各样的智慧，因而也热烈地崇拜具有高度智慧的人。“三国演义”的作者掌握了这种心理，更把诸葛亮描写成天文地理无所不通、三教九流无所不晓、料事如神、算无遗策的超人，造成群众智慧崇拜的突出的对象。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现在各个战线上都有一种小会，叫做“诸葛亮会”：这又表示了群众相信自己的智慧，认为只要集思广益就能够解决问题。
“三国演义”里面对于诸葛亮的描写，虽然含有文学上的夸张，但不是毫无根据的。陈寿的“三国志”记述了有名的“隆中对”，说明诸葛亮未出茅庐，就善于观察形势，早料定三分割据的局面，后来的事实，大体如他所料。刘备败走夏口，“亮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权）。”因向孙权分析形势，开陈利害，并激以正义，促成孙吴合作抗曹，终于取得赤壁之役的大胜利。后主建兴三年，亮率众南征，及秋南中悉平。中间有“七纵七擒（孟获）”的故事。胜利后毅然录用其渠率（帅），不另置官吏，说是要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这些都是诸葛亮之所以为诸葛亮。
但是，另有一种情况。当人们对于那些把事情做坏了，或者做得不够好的人提出指责或批评的时候，往往从当事人或旁观者那里听到
“事后诸葛亮，谁不会？”的嘲讽。仿佛“事后诸葛亮”是一钱不值的。当然，对于那些不怀好意的、冒牌的“诸葛亮”，不管其为“事前”“事后”，我们都不需要。但倘若是善意的帮助总结经验教训，以便及时改正错误的所谓“事后诸葛亮”，那是不但不应当受到嘲讽，而且应当受到欢迎。因为：
第一，要知道历史上的诸葛亮，一面是广有智慧，另一面也以谨慎著称。他自己就很自信地说过，“先帝以臣谨慎，故临终寄臣以大事”（见出师表）。而后人也给以“诸葛一生惟谨慎”的评语。谨慎，才能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才能够全面考虑问题于事前，虚心接受教训于事后。三国志说，“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为久住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由此可见，屯田之计，是接受了屡次失败的教训（包括木牛流马没有解决运粮问题）而定下来的。这说明就在“多谋善断”的诸葛亮，也还有不只一次地表现为事后诸葛亮的时候。其实，现身为事后诸葛亮，并不足以证明事前诸葛亮的不智，而由于总结工作、接受教训，反足以扩充其事前诸葛亮的智慧。总而言之，事后诸葛亮与事前诸葛亮是辩证的统一的。
韩非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是以圣人不期修（循）古，不法常行，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五蠹篇）。诸葛亮每自比管仲乐毅，而陈寿则称为“管（仲）萧（何）之亚匹”，他治蜀，一反刘璋之废弛而尚严明，看来当属法家，或者也有取于韩非吧。
第二，由于时移、势易，条件必然发生变化，从发展的观点来说，事后诸葛亮很是重要。如果不随时检查和总结工作，我们的工作方法就不能够跟上去适应那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条件，就要犯大错误。毛主席有一段话说得真好，又扼要，又具体，现在引在下面：
“……然而一般地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二八二——二八三页）本来，客观世界（包含社会）的辩证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因而我们反映客观世界发展及其规律的主观认识运动也就不能有止境。所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二八四页）可是，我们在变革世界的实践中，却可以、也必须按照客观现实的性质和主观的要求，合理地把它划分为若干发展阶段，并把某一发展阶段区分为若干小的客观过程。一个阶段或一个小过程开始之前，就是“事前”；一个阶段或一个小过程结束之后，就是“事后”。尽管“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但我们可以努力准确地或者接近准确地掌握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以期做到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这就得靠事前审慎周详地“造成相应于该实践过程的法则性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这谓之事前诸葛亮。但是，既然“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那么，事后就必须周密细致地进行检查和总结，看看实践的结果是否符合于客观实际，从而得出工作的经验或教训，并以此指导再实践，这样循环往复，工作向前发展了，我们的能力也随之提高。这样看来，对于实践，事后诸葛亮并不比事先诸葛亮较不重要些。毛主席上述的指示，就很着重这一点。
第三，对于实践的检查和总结，即事后诸葛亮，从认识过程说来，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必然的要求，构成其必不可缺少的环节，也就是说，它是有着认识论的根据的。毛主席总结了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科学地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原理概括成为这样的一个公式：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二八五页）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为：认识来自实践，同时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所以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与发展真理。”（同上）因此，根据实践而发现的真理所造成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就必须付诸实施——再实践，看看它们是否符合客观实际，以期获得比较地进到高一级的认识——再认识。如果付诸实施之后，不去检查，不去总结，试问怎样能够知道该实践的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为什么能够成功？因什么而失败？不这样做，“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的再认识就会落空；一切科学文化的发展都会受到阻碍。由此可见，某些轻视工作的检查和总结，或把它看成额外负担的思想懒汉是错误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个著名的公式本身，也正体现了“事前诸葛亮”与“事后诸葛亮”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