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地看待历史人物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辩证地看待历史人物
嵇文甫
关于曹操的历史评价问题大家谈得很多了。看起来，曹操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位英雄人物，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和诗人，在当时起过进步作用，是应该肯定的。但同时，他镇压黄巾起义，大量屠杀人民，暴露出他凶恶的阶级本质，也是不容宽恕的。可是有两种极端论调：一种似乎要把他的功绩干脆一笔抹杀，另一种却又似乎把他太美化了。这就引起争论，这种争论促使我们多体会些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历史是沿着错综复杂，迂回曲折，充满着矛盾的道路发展下来的。就阶级关系来说，在封建社会中，不仅始终存在着封建统治阶级和广大人民间的基本矛盾，同时伴随着的，还有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各阶层和各集团间的矛盾，和这个基本矛盾交织在一起，彼此互相推动，互相影响着。就是在封建统治阶级和广大人民之间，伴随着矛盾斗争的，也还有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一面。抛开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而孤立地来谈封建统治阶级和广大人民间的斗争，就很容易把问题简单化，得出片面性的结论。
一般地说，既然是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人物，就总不免和人民站在敌对方面，压榨人民。就拿屠杀人民来说吧，岂止曹操，无论汉祖，唐宗，那一朝，那一代，都有数不尽的血债。清初学者唐甄早说过：“悲哉！周秦以后，君将豪杰，皆鼓刀之屠人，父老妇子皆其羊豕也”。“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一部封建帝王黑暗统治史被他彻底揭破。可是，如果专从这一方面看，对于历史上那些帝王将相，就根本用不着再作什么评价。什么好皇帝，坏皇帝，反正都是一丘之貉。但是，人民毕竟还是希望有个好皇帝。的确，当时人民所处的地位，正像马克思所说的步利丹驴子，“它不是在两包干草之间，选择那一包较好，而是在两阵棒打之间，选择那一阵打得更痛”。打得较轻，毕竟比打得更痛好些。好皇帝比坏皇帝，对于人民的生活，历史的发展，毕竟要有利些。尽管都是豪强混战，争夺霸权，但曹操比之袁绍、袁术、吕布等人，毕竟代表着比较进步的阶层和集团，毕竟还有一套政治理想，关心天下治乱，做出些比较能适合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事业。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曹操的一些政治措施，毕竟还是当时人民所要选择的一阵较轻的棒打。把曹操和袁绍等人相提并论，甚至认为比那些人罪恶更大，是“三国人民的第一号敌人”，是“一个以荼毒生灵为目的的屠夫”，“一个以残破天下为乐事的混世魔王”，这是不公平的，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如果没有曹操，像吕布、袁术等那班毫无政治头脑的，真正的“混世魔王”，还不知道要混战到几时。统一北方，“使汉末崩溃了的社会逐步安定下来，使黄河流域的生产秩序得到恢复和发展，使流离失所的人民得到安居乐业”，曹操的这些功绩是不容埋没的。
那么，是否可以说曹操“虽然打了黄巾，并没有违背黄巾起义的目的”，并且加以“组织化”，“承继了黄巾运动”呢？我看这里面有问题。我觉得这样一讲，好像曹操简直从一个黄巾的镇压者，一变而成为黄巾的继承者和领导者，既代表了封建统治阶级，又代表了农民。这样一来，美化曹操，还是小事，恐怕要使人把阶级界限弄模糊了吧？我以为再讲曹操好，也不能把他放在刘邦、李世民、朱元璋等以上，犹之乎再讲曹操坏，也不能把他和袁绍、袁术、吕布等相提并论一样。如果对曹操可以这样称颂，那么像刘邦、朱元璋，更可以称为农民皇帝，而所谓“变质”，所谓“掠夺农民战争的果实”，这些评语都不应该加在他们身上了。不错，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序言上说过：“1848年的革命，也像先前许多次革命一样，有一个奇怪的命运。正是那些镇压它的人变成了——正如卡尔·马克思常爱说的——它的遗言执行人。路易·拿破仑不得不建立统一和独立的意大利，俾斯麦不得不在德国进行一种变革并还给匈牙利某种程度的独立，而英国工厂主则只好赋予人民宪章以法律效力。”但这不是评价某些历史人物，而只是说明一种客观规律，指出历史发展的辩证法。这些“遗言执行人”都是在“不得不”的情况下，违反着他们自己的意志来做的。这叫作被迫让步。这是人民的胜利，是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胜利。对于路易·拿破仑和俾斯麦那些人物，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给他们过高的评价。
我们还是把曾经被人引用过千百遍的毛主席论中国农民战争那段话再仔细咀嚼一下吧。毛主席一方面说，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只有这种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同时却又说它“总是陷于失败”。说它失败者，是因为每次农民战争，“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封建统治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并没有完成农民革命根本的历史任务。说它推动历史前进者，是因为每次农民战争，“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多少有些进步”。在每一次“改朝换代”之初，新王朝往往能改革前代弊政，对农民采取一些让步的措施，而农民战争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也就从这里表现出来。封建统治阶级利用农民战争作为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农民却也通过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措施把自己的历史事业向前推进。一方面是节节失败，节节进展；另一方面是节节镇压，节节让步。这就是农民和封建统治阶级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的阶级斗争的基本形势，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如果只看见统治阶级镇压农民，利用农民，而完全否定他们的某些让步措施，那就等于说农民战争只有一连串的失败，又何从表现出它把历史推向前进。反过来说，如果过分夸大封建统治阶级的那些让步措施，认为农民战争的目的也不过如此，那就未免贬低了农民战争反封建的根本意义，也不必说它“总是陷于失败”了。
我们还是看一看马克思怎样评价路易·拿破仑吧。马克思著“路易·波拿巴政变记”的同时，有两部值得注意的写同一课题的书，一部是雨果著的“小拿破仑”，另一部是蒲鲁东著的“政变”。前一本书只是对路易·拿破仑作了些“辛辣的和诙谐的詈骂”，“道义忿怒的高声叫骂”，而并没有对那一政变作客观的历史分析；恰好相反，后一本书“想要把政变描述成为先前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他对于这个政变所作的历史的说明，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于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了”。至于马克思的书，却叙述了从二月革命以来法国全部历史过程的内在联系，把这次政变“解释为这种联系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同时，对政变主人公却“表示完全应该的轻蔑”，“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创造了一些条件和情势，使得一个平凡而可笑的人物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客观的历史分析和个人的历史评价，配合得这样巧妙。当然，曹操和路易·拿破仑，生在不同的国度和时代，起着不同的历史作用，不能互相比拟。但是，从这里我们正可以很好地学习怎样评价历史人物，怎样掌握历史发展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