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书店刚成立的时候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新华书店刚成立的时候
周保昌
1939年9月1日，在中国革命圣地——延安，成立了新华书店。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的书店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胜利，在党的领导下，也和其他事业一样，已经发展成为日益强大的、在文化战线上不可缺少的力量。二十年，这是一段艰苦曲折的过程，是克服无数困难的过程，也是取得胜利的过程。
提到新华书店的成立，不得不使人想到在新华书店成立以前，延安就有了一个光华书店，它是在1937年6、7月间成立的。地址是在延安城内府前西巷钟楼斜对面，其形式是两间门面，门和橱窗都是玻璃的，算得上当时延安的新式铺子。营业很好，新书一抢而光。后来抗战爆发，延安成了敌机轰炸的目标，约在10月间，不得不搬到西山上去，在山上挖了三个窑洞（下图），成了门市部、文具部、宿舍。当时解放社出版的列宁著作“卡尔·马克思”，是一本最受欢迎的书。再加上西安生活书店不断地寄些书来，营业日益扩大，原有的三个工作人员已不能应付，又从陕北公学调来了四位毕业生。她们是四位女同志，穿着灰色军装，红光满面，精神焕发，整天在门市部热情地接待读者。
1938年7月间，由于交通阻塞，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西安方面来不了书刊，这样，光华书店就合并到光华商店，成为商店的一部分，地址由原来的西山搬到了南门外山沟里新开辟的新市场去了。
党中央非常重视发行工作，指出这个工作是党联系群众的工具，是党向群众宣传政策，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力武器，因此，在1939年6月1日，成立了中共中央发行部（后又改为中央出版发行部），由当时的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同志兼任出版发行部的部长。党对发行工作加强领导以后，感到有需要成立一个公开的发行机构，这样，新华书店就诞生了。1939年9月1日，毛主席亲笔所写的“新华书店”在延安出现了，也在我们的出版物上出现了。
新华书店初创时，把原来光华书店的存货和书架搬了过来，地址在延安北门外鲁迅艺术学院的旧址，山上是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住处，山下有七间平房（右上图），用来作为门市、批发、期刊发行、进货等部门办公室。全店工作人员没有超过十个人。在书店工作的同志差不多都在二十二岁以下，在紧张、活泼、团结、友爱的集体生活中，我们的工作战斗化，生活军事化，从早到晚，大家形影不离。我们唱着自己编的店歌：
太阳挂在嘉陵山，
延水弯弯在眼前，
我们在这里工作，
一群革命种籽的传播者。
我们像太阳那么欢欣、勇敢，
像延水无尽止地流到辽远。……
大家天天一起工作，一起学习，还一起打乒乓球和篮球，又是工作队，又是歌咏队，又是学习组，又是体育组。睡觉以前，总要唱一首八路军进行曲：“向前，向前，向前！……”
当时，新华书店担负了解放社出版物的发行任务，同时还担负着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发行任务。我们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层层封锁，有时还受着自然条件的限制。给敌人后方各抗日根据地发书，一般是通过八路军的兵站来转运的，一个毛驴子带点书，有时还要派人押运。从延安去敌后的干部也常常成为书店的义务运输员。他们把书看作比自己的财物还要贵重，常常在行军途中，在与敌人遭遇战中，宁肯丢了自己的被服，决不让党的出版物丢掉。当时发到国民党统治地区去的书报，也是一样困难，国民党的邮政检查，常常把我们的出版物扣留起来，有时收到书刊的读者可能受到迫害。在这种严密的封锁政策、检查制度下，发行工作者没有低头，发行工作者学会了斗争的艺术，把书运到陕甘宁边区的边境，通过商人，伪装包扎，送到国民党统治区去投邮，有的运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去转发。总之，一本书所花的代价，大大地超过了书的定价，所花的人力物力是难以计算的，在这种环境里，发行工作者的责任和它的意义是体现得多么深刻！回想起来，我们今天的工作条件，不知要优越千万倍！再说自然的限制，印刷厂是在东边清凉山上，与西山只是一河之隔，但雨季里，时常遇到山洪暴发，大水冲来，把交通阻断，有时当天的“解放日报”就发行不了。多少读者在等着看报呀！延河的洪水，又猛又急，冲击力极大，使我们的工作不得不受到影响。
以后，环境更加恶劣，敌人和国民党反动派封锁更严，但是发行工作者仍然坚持到底，而且办法越来越多，这是敌人逼着我们找出来的办法，没有纸张，自己造，运书目标太大，就运清样去翻印。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就是秘密运清样到重庆、香港翻印的，一印就是一万二万。接着，在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也纷纷地成立了新华书店，他们把翻印解放社的出版物作为主要的业务。新华书店的事业就由草创时期逐步走向壮大了。（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