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家十年激变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一个农家十年激变
本报记者　文英
王洛香这个家庭在旧社会像飘摇在风雨中的孤树，现在变成人民公社一个富有生命力的细胞。由千百万个这样的家庭构成的农村，正在公社化的道路上，充满了活力，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从王洛香家告别出来，兴奋激动的心情，许久不能平静下来。这位摆脱了饥寒生活的老人告诉我，他活了整整五十岁了，“前四十年是爬着走，后十年是站起来跑，一苦一甜，滋味大不一样。”他深深地感到，不真正懂得早先的苦，就不会真正体会到今天的甜。
王洛香家是河北定县韩家洼公社南会同生产队的普通一家。我去他家访问的时候，正碰上这个家庭在全管理区秋田管理竞赛评比会上得了奖。这是他家今年第三次享受“模范家庭”的荣誉了。这一次得奖的原因是这样：8月上旬连落两场大雨，公社有一小部分庄稼被淹了。公社党委号召“有灾不减产，涝了也丰收”，办法是排水、松土、追肥。因为小队里肥料不够了，他就发动儿子、媳妇连夜拆了家里的三条旧坑，当作肥料。白天，他和儿子、媳妇整天在地里突击排水、追肥，连吃饭都不愿回家吃。这种干劲，这种风格，对抗灾保收运动起了推动作用。
老人话今昔
村南头，在绿树掩映中，有一排门窗向阳的新砖房，这就是王洛香的家。院子里，有一个小菜园。绿韭菜、紫茄子、丝瓜、豆角、西红柿等等应时的菜，应有尽有。另外，还有十多棵枣树、桃树、杏树和花椒树。引人注意的是那棵茶杯粗的苹果树，初次结了一个大苹果。这儿真像个小公园，散发着诱人的清香。
老人喜欢谈谈老话。王大伯向我谈到他难以忘记的过去。六岁他就变成了孤儿，从九岁开始，白天给地主作活，晚上住在破庙里。他指着对面的一所房子说：“破庙原来就在那儿，现在修起了俱乐部。”提起过去，就想起挨饿来，王大伯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他二十岁那年，姨母把女儿嫁给了他。几年后，他们有了几个孩子。一年秋天，收成很不好，租的几亩地也交不出租。全家在四十天内，只吃了二十斤菀豆。当时，只好依靠树叶充饥。采树叶成了孩子妈妈的主要事情。他指着正在做饭的王大娘说：“她是个有本事的人，好些树都被她采光了，‘爬树王’这个外号，就是那时候人们送给她的。”
中午，下地劳动的儿子、媳妇们回来歇晌了。这家人集在一起，热闹、欢乐，洋溢着幸福的气氛。这一家有十多口人，大儿海水在建筑公司工作，有时回来看看，带给全家很多建设事业大发展的好消息。二儿江水，新当选为生产队党支部副书记兼小队副队长，他常念道的是党的政策和他自己在农业技术上的新试验。三儿正上小学。姑娘小缺在公社发电厂工作，她说的话里，常带着一些难懂的机电名词。银果、俊琢两个儿媳妇，都是生产队的积极分子，她俩常常谈起社员在生产竞赛当中的一些故事，大家都很感兴趣。对于活泼健壮的三个小孙儿，王大伯说这是准备将来参加共产主义建设的小将。这兴旺的一家，集聚在一起，真是有说不尽的幸福。
当我们议论到当前生活的时候，王大娘说，现在吃的、穿的、用的，比她结婚那会儿不知要强多少倍。她说：“过去，三天两头揭不开锅；现在，一天三顿米面。这会儿年轻人常穿洋袜子、细布衣，洗脸用香胰子。我结婚的时候，也没享过这个福。”她捏着指头算了算，穿的、戴的、零花的，现在一年就得二百多元。儿子刚买了一辆自行车，姑娘又要买个耳机子（矿石收音机）。说到这里，王大娘对着一家人又训起话来了：“我常说，日子从容了，也要省细着过。”
初升的日头步步高
按照王大伯的说法，他家的光景像是刚出来的日头，步步高升。1949年，是单干的最后一年，全家总收入是三百七十元；1951年，互助组时期，收入四百零三元；1953年，入了初级社，收入四百九十二元；1956年，高级社时期，收入七百零八元；1958年办起人民公社的第一年，收入七百八十二元。
这些数字表明了这个家庭和整个农村生活，在十年间、五个发展阶段的变化。王大伯讲到这些变化的时候说，土地改革像推倒了压在身上的一座大山，从分了地那天起，他就觉得站起来了。穷人有了地，像鱼儿见了水，拼命的刨种土地。富裕中农施细肥，他就加倍地施粗肥。因为缺牲口和车，人单力薄，他说：“这当儿，心里觉着还是没有底，腰板不硬。”
毛主席给全国农民指出了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互助合作的道路，这正好能治王洛香当时的“症候”。他和六户贫农搞起一个互助组，水帮鱼，鱼帮水，比单干强多了。但是，组里只有个把小牲口，生产上还是有困难。后来，他们这个组和马保山的组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十六户的初级社。大伙凑钱买了个大牲口，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喜事。王洛香看到了组织起来力量大，对合作社充满了信心，只要有利于社的事，他就干。社里要搞副业，他带头把轧花车交到社里；为了解决搞副业的资金、原料问题，他又拿出两石麦子和棉花籽、农具。一个冬春，就挣回了两个大牲口，农业生产也提高了。水涨船高，生产发展了，收入增加。这两年，王洛香连修带盖添了六间新砖房。但是，王大伯说：“因为社小，总是增产不快，大家都觉得这么干不尽兴。”到后来，九个村子组织了一个高级社，力量更大了，社里打了机井，买了锅驼机，添了壮牲口，制了新农具，生产愈闹愈红火。去年一闹大跃进，大家感到要想全面发展生产，光靠生产单一的农业社还是不行，于是就办起了人民公社来。
说到公社，王大伯特别兴奋。他说：“现在，有了公社，锅驼机也嫌落后了，我们已经用电力抽水浇地了。”
原来，这个公社已经办起一个火力发电厂，一排排新竖的电线杆子伸向远方，一座座水泵房里传出了马达的声音，井台上不见牲口不见人，渠道里的水就哗哗地流向田间。公社还有了拖拉机站。土地经过了平整、划方和深翻，产量就来了个大跃进。王大伯的姑娘小缺，就是在这大跃进的形势下，跑出学校，到公社发电厂去工作的。仅仅一年多，这个十八岁的农村姑娘，就已经熟练地掌握了操纵、检修发电机、检修线路等技术。
种地、灌溉，由人力、畜力到使用拖拉机和电力；平均每亩产量由1949年的二百斤、1951年的二百五十斤、1953年的三百四十斤、1956年的三百九十一斤，直到去年的五百四十五斤。
“说来说去，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也就没有今天的好日子。”王大伯攥着拳头说：“坚决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不会错。”他和其他农民一样，得到了这样一条最根本的结论。
热爱集体人人向上
王大伯的话，也说明了这一家人为什么干劲特别大，热爱集体的心思特别强。干起活来，王洛香是不吃不觉饿，不睡不觉困。对于公社的大小事情，许多社员说他格外好操心。今年麦收的一个午夜，一场暴雨袭来，他绕街呼唤社员们到麦场去护垛。盖麦垛没有席子，他赶忙跑回家去，把炕席揭了来。儿子江水从父亲那里学习了舍己为公的品德，无论工作、劳动，哪里有困难，就到那里去。最近因为大雨，村南孟良河告急，他不避危险地跳到急流里，坚持堵口工作，……。
这个家庭的每个人，都想对社里的增产有所贡献。他们不光积极劳动，还积极学习，钻研农业科学技术。去年，就发生过这么一个有趣的故事：江水和几个小伙子搞了三亩甘薯高产试验田。他的媳妇俊琢知道了，也约了几个青年妇女搞了三亩试验田。不宣而战，暗地里比赛。女青年们看男青年们怎么作，她们就怎么作。结果，江水他们的试验田每亩产了两万多斤，俊琢她们的试验田每亩只收了一万七千多斤。她很纳闷，问过了江水，才知道他们是按照甘薯生长期的不同，加施氮、磷、钾等不同性质的肥料。而她们施的肥虽多，但是不合科学。江水告诉她：“要想高产，得学点科学知识。”现在，她也常常看些农业技术的小册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