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和现在——老运动员刘长春、焦玉莲、戴麟经访问记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过去和现在
——老运动员刘长春、焦玉莲、戴麟经访问记
本报记者　尤淇
（一）
在新建成的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办公室里，我找到了我国过去有名的短跑健将刘长春，他是这次全国运动会聘请的田径竞赛委员会的委员。
刘长春就住在这座新落成的巍峨的环形巨厦的第二层楼上。他是前不久才从东北来到北京的。这几年来，他一直在大连工学院担任体育课程。
他兴奋地告诉我：“我到北京以后，看到国家体育运动这样蓬勃开展，新纪录不断涌现，体育场、游泳池的大量修建，我的感想很多，但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我国这一代青年真太幸福了。他说：“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经常接见优秀运动员，鼓励运动员们练好身体，提高技术。我觉得，党和政府对体育的关怀，是我国体育运动蓬勃发展的力量的源泉。”
说到这里，刘长春十分感慨地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完全不是这样的，跑好了，没有人过问，跑坏了，更没有人关心。至于科学的基本训练，就更谈不到了。那时候，运动员们只好按照中国的老法，‘下苦功’自练。自练是必要的，但是没有人指点，不正确的动作和姿势得不到纠正，长期养成了习惯，成绩到了一定高度就再难进展。我的‘冲刺’力很好，但是反应不快，起脚慢，因此百米的前三四十米经常落在后头，成绩始终在十秒七左右。现在的青年运动员在劳动和学习之余，有好的教练帮助他们，有好的场地和设备供他们练习。在这样好的条件下，再加上他们的勤学苦练，更好的成绩一定会在这次运动会上出现。”
“我的百米十秒七的纪录在旧社会保持了二十年，但是，我并不高兴。”刘长春接着说：“一项普通的纪录保持了二十年，这只能说明旧中国的衰弱，统治阶级的腐败和无能。”
谈到这里，刘长春十分沉痛地讲了下面的一个故事：
1935年的冬天，国民党政府为了准备参加1936年在柏林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曾把选手集中在清华大学进行训练，负责训练的人并不懂得训练的要领，因而制订出的训练计划很不合理。那年冬天特别寒冷，早晨滴水成冰，但是训练计划中却规定刘长春要在室外作一开始就是三十米“冲刺”的练习。一天早晨，呼呼的北风吹得人发抖，刘长春走到外面全身肌肉都收缩成一团，但是他凭着年轻和身体好，仍旧按计划练习。结果，由于太冷，收缩紧绷的大腿肌肉组织破裂了。以后，他一直没有恢复原先的水平。后来到柏林比赛时，百米只跑了十一秒钟，在第一场预赛中就被淘汰了。
（二）
刚下过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的空气特别新鲜。在二楼我见到了我国过去女子短跑名手焦玉莲。
焦玉莲也是这次全运会聘请的田径竞赛委员会的委员。她在1934年的华北运动会上，以十三秒二的成绩创造了战前中国女子百米赛跑的最高纪录。最近几年她一直在旅大市体委工作。
“真好啊！”焦玉莲指着整个运动场，一再赞美说，“这样好的场地，这样好的条件！”
接着，她以十分沉重的心情叙述了一段华北运动会时的往事：“二十多年前，我这个在运动场上出尽风头的女孩子，却是在厌恶、疲倦和茫然的心情下进行锻炼和创造纪录的。每次，当我提着跑鞋走进运动场的时候，总觉得那双鞋子有十几二十斤重，那时候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而跑，为谁争取荣誉。
最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在1934年的华北运动会上。当河南选拔选手的时候，焦玉莲在百米预赛的终点摔倒了，人在高低不平的煤渣地上哧蹓过去有好几米远，两个膝盖上的肉都被刮得稀烂，连膝盖骨都看得见了。第二天决赛，焦玉莲不能再跑了，但是她的学校的体育教员对她说：“为了我们学校的光荣，你必须争取当选手，决赛是非跑不可的。”好一个“学校的光荣”，就可以不顾运动员的重伤。当膝伤刚好，华北运动会就开幕了。河南省的领队非要她参加五十米、一百米、二百米、跳远四项竞赛不可。一个平常不大锻炼的女孩子，要在四五天时间内天天参加剧烈的跑跳角逐，这是多么重的负担。因此当所有个人的项目都结束以后，焦玉莲已是精疲力尽了，但是领队还非要叫她参加四百米的接力赛跑。
“就这样，我们虽然得到了不少锦标，但是我对于运动会的印象，由此也就极坏。在那样的情景下，运动员怎么会有很好的成绩呢！”
焦玉莲最后说：“过去和现在，变化是太大了，看到现在的一切，经常叫人激动得睡不好觉。过去，中国女孩子在运动场上的生命是非常短促的，大多数只出现三年两年，以后就消声匿迹了。当我现在看到不少我国优秀的女运动员一年比一年进步，有的五六年来一直前进不歇，个别的打破了世界纪录，不少人还创造出接近国际水平的成绩，我真为她们高兴。希望我们所有的女运动员们都能在祖国这样的关怀下加强锻炼，创造出更优异的成绩。”
（三）
在永定门外新建成的永外旅馆——全运会足球竞赛委员会办公的地方，我访问了二十年前曾经在足球场上称雄十多年的有名中锋戴麟经。
戴麟经是浙江嘉兴人，从小就喜欢踢足球。后来由于在几次大学生足球赛里踢得好，加入了上海的乐华足球队。在旧社会，什么都是商品，乐华队也是由资本家组织的，老板和经纪人掌握了全队的大权。每年一到夏季，上海的足球季节一过，老板就组织全队到国外比赛。一连三年，乐华队远征了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马来亚等地，每次都踢得很好，收入很可观。老板赚了钱，第一年就说，要为乐华队找一个会址和一个练习的场地。但是三年过了，场地的事一点也不见动静。戴麟经和另外七八个运动员一气退出了乐华，与另一群足球爱好者组织了东华队。东华队的内部管理虽然好些，但是还是少不了老板和经纪人，运动员的地位，仍然只是千百万宗商品中的一种“有生命的商品”而已。
戴麟经苦笑着说，“在旧社会，资本家掌握了足球运动员的命运，谁最会耍弄技术，谁踢得花巧好看，谁就是吸引观众的‘红人’，根本谈不上真实的运动，更谈不上运动员的全面发展。”
“不仅如此”，戴麟经接着说：“在过去帝国主义逞凶中国的年代，中国的足球运动员还要受到帝国主义的侮辱和压迫。在一次上海足球联赛的决赛中，东华队与西捕队争夺冠军，裁判员是一个与西捕队关系很深的外国人，他处处与东华为难，用哨子破坏了东华队的多次进攻，但是即使这样，上半场东华队还是以二比零领先。下半场开始后，这位裁判的刁难就更加多了，差不多只要球一到西捕队的防区，不是吹‘越位’，就是判别的犯规。我当时是场上队长，实在气不过了，向他提了一点意见，他却立刻把我驱逐出场。赛后还由西人把持的足联会作出决定，判罚东华队一年内不得参加足球联赛。”说到这里，戴麟经叹了一口气说：“在那样的制度下，体育运动是根本不可能健康发展的。因此，当我看到解放以后国家的飞跃发展，看到党对我们年青一代运动员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我的兴奋和愉快是难以形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