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扬褒贬要力求公允——对图书评论的几点意见 [复制链接]

第11版()
专栏：

抑扬褒贬要力求公允
——对图书评论的几点意见
黎藩
近来，图书评论工作显得活跃了。据不完全的统计，从今年1月到7月，四种全国性的报纸和五种全国性的杂志（包括政治理论、文艺、学术性的刊物，但不包括专门的图书评论刊物），共发表书评五十七篇。此外，许多地方性的报刊杂志，也都比较经常地发表一些图书评论文字。这是一件可喜的事。图书评论工作的活跃，有助于读者对书籍的了解和选择，也有助于作者和编辑出版工作者更加注意提高书籍的质量。而且通过图书评论，还可以对学术研究的开展和对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贯彻执行，起一定的推动作用。
图书评论，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只要言之有物，说理中肯，就对人有益。撰写书评也和其他一切工作一样，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既要反对“攻其一点，不计其余”，轻易抹杀作者劳动的粗暴态度，又要反对无原则的捧场，廉价颂扬的庸俗作风。目前，在我们所读到的书评中，写得好的固然不少，但是内容贫乏的，甚至态度错误的，也还不是绝无仅有。
我们有时会看到这样一种书评，它在全面评价某一种书籍的时候，不是通过对书籍内容的具体分析，以充分的论据，说明这一书籍的长短所在，并对它的基本倾向，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而是顺手抓住某一个侧面或若干枝节问题，借题发挥，随意引伸，以一些似是而非或根本站不住的理由，轻易否定书籍的价值和作者的劳动成果。发表在今年第五期“历史研究”上的来新夏同志的“读戴逸同志编著的‘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一文，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戴逸同志编著的这部书，虽然在若干学术性的问题上，不是没有值得商榷之处，也不是没有缺点，但总的说来，我认为它基本上是一本好书。作者占有了相当丰富的材料，并用了很大的努力，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通过这些材料，来对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来新夏同志的批评文章指出若干细节上的缺陷虽然对作者和读者有所补益，可是从文章的整个精神来看，对这部书基本上却是否定的。问题倒不在于基本肯定和基本否定，而在于这种肯定和否定是否合乎实际，是否有足以令人信服的理由。我认为来文中所提出的一些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来的批评文章，首先提出了“政治标准”问题，并以下面四条理由，指责了书籍的作者忽略了政治标准。这四条理由是：一、引证毛主席的著作太少；二、转引右派分子著作中的一条史料；三、把上海的“延安中路”写成旧名“爱多亚路”；四、在形容反革命的“湘军”和革命的太平军领袖陈玉成的活动的时候，个别的用语不当。难道凭了这四条理由，就能得出“忽视政治标准”和作者的“思想感情和立场观点”有问题的结论吗？衡量一本历史书籍的作者是不是忽视政治标准和他的思想感情和立场观点是不是对头，应该看他是不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作到了材料和观点的统一，他是不是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分析和概括，而不应该看他引证不引证经典著作。如果一个作者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缺乏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那末即使他在著作中连篇累牍地引证经典著作，也仍然不足以说明他就重视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标准；相反地，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者，那怕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很少引证甚至不引证经典著作，也仍然可能是真正重视并符合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标准。而我们是多么希望读到那种用自己的独立研究，用自己的语言写出的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著作啊！
至于来文所举出的其他三条理由，只能说有的是属于文字上的疏忽，有的是属于用语不当，而不能认为是作者的思想感情和立场观点问题。如果不是孤立地来挑剔个别字眼，而是从书籍的整个内容来考察分析，我想无论如何也是得不出来新夏同志所下的结论的。试问，怎么能因为作者写了“一八六○年夏秋间，太平军逼近上海。上海孤处海隅，危若累卵。”这样两句话，就作出作者对盘踞在上海的中外反动派的命运，“流露出一种忧心忡忡的感情”这种“诛心之论”呢！此外，来新夏同志在他的整个文章中，并没有触及到中国近代史上的什么重要问题，而只是在一些个别的枝节问题上打圈子。仅凭着对一些枝节问题的指摘，就基本上否定全书，这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我们有时也会看到这样一些书评，它对所评论的书籍，不问其内容是不是真正值得赞许推荐，而是凭一己的偏爱，加以夸大渲染，廉价颂扬，把一些推崇赞美的词句，轻易地加在并不值得那样赞扬的书上。最近，看到一篇题目叫“悼念小说家陈慎言”的文章（作者：君起、寄水，“北京文艺”1959年第十二期）。这篇文章虽然不是专门评论陈慎言的小说，但是在谈到陈慎言的小说时却表现了这种倾向。文章对陈慎言的小说估价说：“他运用章回小说的艺术形式，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目。在他的许多小说如‘优孟衣冠’、‘说不得’、‘浑不似’、‘朱门酒肉’等作品中，对于那些行尸走肉、丧心病狂的家伙们，尽情予以鞭挞；而对那些受迫害的善良人们则寄予同情。因此他也就成为清代以来李伯元（南亭亭长）、吴趼人（我佛山人）等谴责小说的继承者。”陈慎言有一些小说，虽然对旧社会的黑暗和反动阶级的丑恶面目作了一些暴露，但是并没有从本质上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其中还有着不少不健康的东西。而且他写的另外一些小说，还公然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庸俗的低级趣味等等。这些带有毒素的东西，对读者是极其有害的。在艺术技巧风格上，陈慎言的小说也很难说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如果考虑到他的那些小说所起的实际作用，考虑到近五十年来特别是“五四”以来整个文学战线上的情况，无论如何我们也是不能像“悼念小说家陈慎言”那篇文章的作者那样予以估价的。陈慎言的小说不仅不能与“五四”以来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相提并论，而且也谈不上是清代以来“谴责小说的继承”。
类似上面所说的这两种情况，有时还表现在对同一本书的评论上。这可以举出对“宋诗选注”（钱钟书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评论。“宋诗选注”这本书有些缺点，甚至是比较严重的缺点。例如，它在对诗的选择标准上，过分地强调了诗的艺术和形式，而没有很好地体现政治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在注释上，作为古典文学的普及读物（本书为“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的一种），也不够浅明通俗。但是，选注者是用了很大的工夫，并且就目前现有的一些古典诗歌的选本来看，这本书也还不失为一个比较好的选本。可是有人在评论这本书的时候，却没有对全书作全面的考察分析，就简单地全部加以否定，甚至说它是“今天古典文学选本中的一面白旗”，“应该把它拔掉”（“评‘宋诗选注’”，见“读书”1958年二十号）。这种批评，不仅不能令人信服，而且也表现了对学术问题的粗暴态度，无论对读者或对选注者都是没有好处的。与此相反，另外有人在评论这本书的时候，却把“宋诗选注”从内容到形式，从政治到艺术，说得天衣无缝，毫无缺点（“如何评价‘宋诗选注’”，见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二七二期）。这种评论，也很难说是公道切实的。固然，对一本书的评价完全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各种不同的看法也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展开讨论和争鸣；但是，这种讨论和争鸣也应该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不要以偏概全，或者任凭自己的主观好恶，而随意抑扬褒贬。
我们的书评，应该真正起到推荐好书、批判坏书、繁荣文化学术、鼓励创作的作用，除了对那些在政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必须予以彻底地批判和驳斥，对那些内容观点有严重错误、特别是违反党和国家的政策的书籍必须给以严厉的批评和纠正，以及对那些粗制滥造的东西应该加以反对以外，对那些虽有缺点但基本上是好的书籍，都应该在肯定其优点和作者的劳动成果的前提下，以积极的态度，恰如其分地指出其缺点或错误，而不应采取一笔抹杀和“一棍子打死”的态度。对学术性和艺术风格的问题，更应该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以说理的态度进行充分的探讨。对那些占有丰富资料，作（编）者确实下过工夫的书籍，在批评它们的缺点或错误的时候，不要因为只看到它的缺点或错误而连根儿否定全书。特别是要注意把政治性的问题和学术性的问题区别开来。当然，在反对粗暴态度的同时，还要防止那种放弃思想斗争，对资产阶级思想放任迁就的态度。
那么，是不是说，在评论书籍的时候，就可以不坚持原则，不要尖锐了呢？当然不是这样。原则必须坚持，但坚持原则并不等于简单粗暴；批评也无妨尖锐，但批评尖锐与尖酸刻薄、盛气凌人却是不同的两回事。这无论如何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我们热切地希望有更多的好书，也热切地希望有更多的好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