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红雨 [复制链接]

第9版()
专栏：

江南红雨
顾寿康　朱习理　吴关明
任屯村，远远望去，像一片青翠的荷叶，静静地躺在青浦淀山湖畔。夏日熏风吹拂，醉人的稻香漫野飘荡。多么茁壮的水稻啊！任屯生产队提出了水稻亩产千斤的指标。人民公社的水风车，遍布全村，风帆转动，宛如白色的鲜花开放；水潺潺地流进稻田。两个月没下雨了，可是任屯村没有一块土地是干裂的。
傍晚，人们从田头归来，树荫下面，食堂的晚饭已经摆好了。公社有线广播站正播送着农民爱听的沪剧；村西篮球场上，尘土飞扬，小伙子们连饭也顾不上吃，就打起球来；小孩子嬉笑着各处奔跑……。
凄凉的村庄
第一次来到任屯村，怎么也想不到这个“春风杨柳万千条”的幸福村庄，十多年前竟是“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地方。任屯村每个侥幸地活下来的中年以上的农民，都清楚地记得，十年前的任屯村是多么凄凉！那时候：全村二千八百亩稻田，荒芜了一半，就是已耕种的一千多亩，用农民的话来说，也“分不出是稗草多还是稻苗多”。耕地的人哪里去了？
村里五十多座房屋坍倒，有些没有倒塌的房屋，室内空寂无人，长满了野草。房子的主人呢？
这里听不到婴孩的哭嚷和儿童的笑声，甚至看不见一块晾在外面的尿布。新生的一代又在哪里？
愁云惨雾深锁着任屯村——任屯村被瘟神纠缠得奄奄一息了，怎么会有一点儿生气呢？瘟神，像血吸虫一样剥削人民血汗的国民党，像国民党一样吮吸人民鲜血的血吸虫，使任屯村多少人家家破人亡！
东邻白发叹凄凉，西舍儿童失爹娘，田荒地白空屋闲，全村片片哭声嚷！
这首哀歌包含着诉说不完的悲剧！在国民党统治的二十年间，血吸虫病大流行，任屯村的人大批地死亡。1930年，全村还有九百六十人，到1949年，只剩下四百六十一人。何秀根一家的遭遇，就是解放前任屯村农民悲惨命运的缩影。
村南原来住着贫苦农民何秀根一家七口。从1937年起，他们先后得了血吸虫病。请医生，光出诊费按路程计算就要一石米多，一般农民根本负担不起。即使病人到几十里路外的镇上去看病，医生也只是用抽腹水的办法敷衍。几年工夫，这个七口之家，死得只剩何秀根和他的大儿子松发了。他们两人，这时也得了血吸虫病。他家租了地主四亩地，其中二亩八分的收成归地主。由于家里连年死人，何秀根实在交不出租米，“官厅”就派人来抓何秀根。秀根一听“官厅”来捉人，就冒着深秋的寒风漏夜逃到村外。秀根躲过了官厅，仍躲不过死亡。惊忧交加，贫病交迫，不多久，秀根死了。
松发是个倔性子的人，他这个有腹水的晚期血吸虫病人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却不得不挣扎着下田。弯腰割草时间稍久，就头昏眼花，站都站不直；踏水车时，腹部阵阵绞痛，痛得他头上直冒汗。
“松发，你歇一歇吧……”松发的堂弟林高看到这情形，总是心酸得忍不住劝他。
“歇歇？债呢？吃的呢？”松发咬紧牙关，甚至不肯多说一个字。“欠债主租米受债主气”，为了多挣些钱还债，松发白天拖着带病的身子操劳，晚上又下池塘摸鱼；血汗钱还没拿到手，就不属于自己的了。租米、高利贷、壮丁税……轮到自己，能剩下什么呢！
1948年，阴历四月二十日下了一场大风雨。第二天一早，松发就去堵沟。傍晚回家累得倒在床上，大口大口的血往外吐。当地人知道，得了“大胞病”，会“冲血”的。林高闻讯立即赶来看他，接了好几盆鲜血，松发昏迷不醒，接着脉搏停止了。何秀根一家就这样死绝。
现在，何林高谈到他伯父一家的时候，无限感慨地说：“要是他们能熬到解放，就有救了！我们何家四房，三房都是患血吸虫病死的，剩下的只我们一房。”从1930年到解放前夕，像何秀根这样死绝的家庭，在任屯村不是三户五户，而是整整八十户！还有二十八户每户死剩一人。
“共产党来救命了”
“要是他们能熬到解放……”任屯村人，怀念死者，总是惋惜地说这句话。解放了，政治上的瘟神国民党被消灭了，自然界的瘟神——血吸虫也日暮途穷。1950年夏天，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的首长来到任屯村。一位负责同志意味深长地说：旧社会，血吸虫摆布人的命运；新社会，人民要摆布血吸虫的命运了！首长们离开任屯村不久，就派来了十几名医务人员，开展血吸虫的防治工作。在村里的空场上，医生向农民讲解血吸虫的危害。
“解放前，人家都说‘稻田不好出稗草，运道不好得大胞’，祖坟风水不好，是医不好的！”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医生让大家看显微镜下的毛蚴，“风水”、“运道”之类的迷信思想动摇了；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组给人们深潭古井般的心里，投下希望的阳光。
“共产党来救我们的命了！”农民们含着眼泪，纷纷挤上前去握医生的手。
共产党来救命了！经过检查，这个村四百六十一人中，竟有四百四十九人有血吸虫卵，感染率达97％以上！如果不及时医治，瘟神又会夺去多少生命！从1950年到1952年，在任屯村分三批免费治好二百多人，以后几年，每年都送几十人到血吸虫防治站去治疗。面黄肌瘦的一年年少下去，身强力壮的一年年多起来。
吴海泉的故事
在这些人中间，有一个叫吴海泉的，十几岁时得了血吸虫病。人家都这样形容他：“肚皮像冬瓜（大），面孔像南瓜（黄），手臂像丝瓜（细），头颈像黄瓜（小）。二十岁的吴海泉看来就像八、九岁的小孩子一样。海泉的妈妈从邻村给他抱来一个童养媳春金。海泉和春金的感情也满好。两个人都二十出头了，春金看看自己的未婚夫像个小孩子，身体又衰弱，不能劳动，将来怎样和他长期生活下去呢？为自己前途着想，春金决定离开海泉家。一个早晨，春金带着一个小包袱走了。海泉妈忍不住哭起来。海泉真的活不长了吗？他爸爸也是得这种病死的，这孩子也会像他父亲一样……海泉妈再也不敢往下想，越哭越伤心。
然而，时代不同了。海泉父亲的时代，把千千万万个海泉的父亲折磨死；海泉的时代，却能把千千万万个海泉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虽然海泉的病已经严重得几乎难以治疗，政府还是竭尽一切力量挽救他。患这种晚期病的人是有危险性的，医生、护士对他特别关心，稍有些不舒服，医务人员就跑来看护，还用了好些贵重的药品。从那时起，二十一岁的海泉才开始发育。“小枯苗”在党的培育下返青了！1956年，海泉身体渐渐复元，政府又一次送海泉出去医疗，把他的血吸虫病彻底治好。“是党和毛主席把我从棺材里救出来的！”海泉对别人谈到他的过去时，总是激动地说出这句肺腑之言。“要是没有共产党，海泉他们现在骨头都要烂掉了！”村里人也这样说。
现在，海泉已经成长为一个粗壮结实的农民，中等的身材，仿佛全身充溢着活力。田头的重活他总抢着干，挑担、罱泥，全不在话下。篮球场上，他是一员骁将，村里每次比球都少不了他。由于工作积极，吴海泉光荣地被选为青浦青年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今年春节，吴海泉和邻村的一位姑娘结婚了。和海泉同时结婚的，还有十二对青年。
“血吸虫，害人精，任屯村中传祸根。
只见死，不见生，有女不嫁任屯村。”
“海泉，你还记得这只歌吗？”调皮的青年故意和海泉开玩笑。
“这个歌早就过时了。我们生产搞得好，邻村姑娘都想嫁到任屯村来！”
这句话引起哄堂大笑，六、七个新娘的脸却飞红了——因为她们都是邻村嫁来的。
从1950年到1958年，任屯村所有患血吸虫病的都医好了。十个最严重的病人，由上海的医师进行了脾脏摘除，每个动手术的病人要花国家二、三百元。社员卜文舟说，“这几年来我们交的公粮，国家用来为我们治病还不够哩！”
1956年冬天，全村开展了灭钉螺运动。夜晚，汽油灯照彻田野，全村出动二、三百人灭螺。西北风刮得正紧，任屯村比除夕还热闹：锄草的，喷火的，撒药的，忙成一片。正是：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到1958年底，任屯村医好了最后一个血吸虫病的病人，基本消灭了钉螺。
防治血吸虫以来，任屯村人口兴旺了，现在六百零九人中，一岁到九岁的就有一百三十九人。生产也有很大的发展。1958年水稻亩产六百一十斤，比解放初期增加近一倍。成立人民公社后，今年将比去年再增加五成以上。解放以前，任屯村一百二十户人家，有八十户经常没有饭吃。今年，任屯村每人（不分大小）平均有口粮五百二十斤。今天，任屯村农民唱道：
幸福全靠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像太阳。
生产治病双丰收，五谷丰登人兴旺。
任屯村上空的愁云惨雾，早被农民欢乐的歌声冲得无影无踪了。任屯村边连环般的湖荡，曾经是血吸虫的传播地；今后，它将逐步建设成为风景区。这里美丽的景色，将吸引各地的游人。如果天上真有好心的“牛郎”，他一定会到任屯村来的——不是来“问瘟神事”，而是来领略这欣欣向荣的新农村的风光，共享社会主义的幸福！　（原载上海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