鸽飞万里 [复制链接]

第10版()
专栏：

鸽飞万里
本报记者　舒倜
飞鸽带着银铃在高空飞翔。飞鸽牌自行车的声誉响遍全国，传到了国外。
每天，都有称誉飞鸽牌自行车的信件，从全国各地寄来天津自行车厂。东南亚、中东地区的商人，打来电报、寄来信件，要求供应飞鸽牌自行车。印度的商人订购了大批的飞鸽牌自行车零件。居住在泰国的一位华侨，把一辆美国造的轿车，锁在汽车房里，骑上了飞鸽牌自行车。
自行车，虽然只是一种轻型的机械，一种结构简单的交通工具。可是，解放以前的六十多年中，中国人骑的自行车，竟是外国货，英国的凤头、三枪、法国的兰花、日本的富士……，充斥着中国的市场。
解放前的中国，竟造不出一辆像样的自行车！在旧中国，除了在上海有几家装配性质的自行车工厂，全国能生产自行车的工厂，只有现在天津自行车厂的前身——国民党的自行车厂。当时，生产过两种牌号的自行车，一种叫“胜利”牌，一种叫“中字”牌。“胜利”牌大概出师不利，像昙花一现似地很快就停止生产。“中字”牌刚一试制出来，国民党就在报纸上大吹大擂，伪资源委员会给工厂调来了大批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从美国进口无缝钢管。像要做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似地忙了一阵。可是，“中字”牌自行车给国民党带来的，只有一个讽刺，人们给它起了一个雅号：阿司匹灵车，形容它迎风骑不动，顺风不轻松，骑上它，走不几里，混身就汗珠滚滚，像吃了阿司匹灵一样；这种车子，骑上一个礼拜，如不修理，就得报废，因此，小名又叫“礼拜车”。“中字”牌自行车的最高月产量，不过是七百辆，仅仅这么一点点，还是销不出去。
天津解放以后，中国人民接管了这个工厂。经过十年来的惨淡经营，现在这个工厂生产的“飞鸽”牌自行车誉满中外。年产量比解放初期增加了六十多倍。飞鸽牌自行车，也由一种普通的黑色男车，发展到有十一种品种，紫红、墨绿、天蓝等多种颜色。有车架用双管弯梁，轻巧大方的双梁女车，有车把和车轴子等可以任意升降、折叠的旅行式小型自行车，还有安上了涨闸或抱闸的高级平车。许多种飞鸽牌自行车上，都附有新式磨电滚、大皮包、反光镜、电镀衣架和电喇叭。
十年以前，当天津的人民敲响了庆祝解放的锣鼓的第二天，中国人民接管这个工厂的时候，厂院里都长满了一尺多长的枯黄的杂草。各个工段所有的机器设备，都是长年失修，被国民党盗卖得残缺不全，只有在金工车间里，还留下有四部比较像样的车床。工厂的厂房，屋顶破碎，门窗不全，机器开动，厂房颤抖；一到雨天，工人们穿着雨衣、打着雨伞，才能继续干活。当时，制造自行车的工艺图纸，技术资料，全被焚毁。“飞鸽”就是在这样的起点上，向前飞跃的。
当工人们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用机枪强迫他们生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一变而为企业的主人以后，就决心要生产一种名牌自行车，来庆祝自己的新生，来表现对党对人民事业的热爱。工人们说：“咱们工人翻身了，咱们工厂翻身了，咱们的自行车也得叫它翻个身”。
这就是飞鸽牌自行车诞生的思想基础。那时，工厂缺少工具，工人们就自发地掀起了一个“献宝”运动。把自己的各种各样的工具，献给了工厂。没有工艺规程，全厂的工人都献出了自己的专长，包下了和他们有关的零件的设计和制造。没有图纸，工人们在下班以后，四出物色自行车的样子；有的在马路上注意来往的自行车的样子；有些还钻到存车棚里去仔细研究各式各样的自行车。工人们凭着多年的经验和巧灵的双手，终于制成了新车的样品，在试制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就是当时工人们淬火技术较低，淬火后的自行车零件，不是软了就是脆了。当时上级领导机关派来了工程师给工人讲解淬火的技术和理论，并将原来的一次淬火方法改为二次淬火；工人韩恩樵和李振林又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淬火方法，使经过淬火的零件，表面硬，里面软，提高了车子的质量。质量优秀的车子终于在1950年诞生了。大家说，为了表示中国人民保卫和平的决心，把刚刚诞生的自行车起名叫“飞鸽”。
飞鸽牌自行车的第一批顾客是邮递员同志，开始他们曾经怀疑过“飞鸽”的质量，可是不久，他们发现，这种车子，不论是飞驰在平坦的马路上，还是骑行在坎坷不平的小道上，既轻快，也不易损坏，还驮得住东西，他们就转而喜爱“飞鸽”了。据反映，第一批“飞鸽”车上的三套“轴”，经过长年累月的骑用，有许多直到今天，还没有损坏。
从此，我们的“飞鸽”就展翅高飞了。为了生产出更多、更好的自行车，从1950年的下半年起，开始了全厂性的大规模的技术革命。技术革命使工厂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前几年有位专家到厂里来参观，鉴定有的机器的使用年限，快有一百年了，有的是天津三条石的1860年的产品，有些日本机床，久远的连年代也考察不出来。可是，在技术革命当中，工人们把这些“三朝元老”一个个按上了马达，使它“返老还童”，变成了半自动车床，车速都由三、四百转提高到九百到一千一百转，仅此一项就等于给全厂加了一倍多的车床生产能力。解放初期，全厂最优秀的车工吴玉斌，一天能旋一百二十到一百三十根，前叉子丝扣，当时被认为是了不起的成就。而现在，在经过技术改造的车床上，一个刚进厂四、五个月的徒工，一天旋四千多根，不算希罕。
前些年，有个日本贸易代表团来厂参观，有个代表在车间里看了很久，如有所感地赞叹说：“哎呀，变了，都变了！”
变了！是的，全变了！厂房面貌变了，机器设备变了，生产组织变了……但是，在所有的变化中最突出的还是人的变化。解放初期的三百多个工人，今天，大部分都成了天津自行车厂或其他工厂的工段长，车间主任，正副厂长或工程师。截至今年上半年的统计，在全厂六十九个科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和六十三个工程师、技术人员中，工人出身的占70％。他们团结了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和三千多个工人一起，在党的领导下，推动了天津自行车厂在十年里的飞跃。
十年以前，生产一辆阿斯匹灵号的中字牌自行车，要一个多小时，而十年后的今天，生产一辆飞鸽牌自行车，还要不了一分钟。这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巨大变化！现在我们的“飞鸽”还在继续地振翅高飞，在越飞越高，越飞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