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朋友 [复制链接]

第12版()
专栏：十年颂歌

两个朋友
吴晗
这十年，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十年，中国历史划时代的十年，光辉灿烂的十年，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十年，人人发生变化，从生活习惯到思想意识的变化，可喜的可以歌咏的变化。
我认识不少人，每个人都发生或多或少可喜的变化，不管多也吧，少也吧，总之是变了的，总之是可喜的。其中变得最多最大的有两个朋友。
这两个朋友，年纪都比我大，当我在大学念书时，他们已当了多年教授了。两个人都是留学生，洋气很重，一个学哲学，教逻辑，也写过讲逻辑的书，外号就叫逻辑。一个学建筑，一辈子研究中国古建筑，谈起什么五台山有一千年历史的木结构，李诫的营造法式等等，便眉飞色舞，说个没完。虽然他在这一行是个权威，但似乎在旧时代没盖过什么大房子，大概是一来那时代根本没有什么大房子盖，二来他要讲民族形式，人家不喜欢这一套，因之，他的理论也终于只是理论而已，虽然文章写得很多，房子却盖得极少。
我没有上过他们的课，后来也在同一学校教书，算同事了，因之也就占点光，算是朋友，他们也不好意思摆老师架子。
还是从最近讲起吧。
大约一个多月前吧，逻辑教授突然来电话，问有时间没有，他要来谈一个问题，我当然欢迎他来，但是心头纳闷，是什么事呢？猜了好久，大概是我俩都有关系的几件事吧？谁知大谬不然，完全不是那回事。
六十左右的人了，穿着短汗衫短裤，假如不是那头白发，人家会以为是个运动健将呢！一坐下便说明来意。
他说：近来不是在提倡发展副食品的生产吗？我想到养鸡。要和你谈谈。
我有点奇怪，养鸡怎么来找我，难道要找点什么古代养鸡的掌故不成。一听又不对头，原来他提议阉鸡。
“你知道，我们南方阉鸡很普遍，每年7、8月间，半斤来重的公鸡就得阉。那季节就有一些专家巡行村落，一个小弓，一把小刀，就地捉住小公鸡，在肋骨旁拉一个小口子，弓弦向里一绞，夹出一个小白球，再摸摸毛，放在地下，小公鸡就又跳跳蹦蹦，找吃去了。很简便，不是吗？这样，长得肥，长得嫩，到三四斤重还是很好吃。”
我说：“我见过，果然省事。”
他说：“那为什么北京不兴这个办法呢？河南、河北、山东这一地区好像都不大阉鸡。斤把来重就吃了，长大肉老了不好吃。如今，个个公社，个个队，家家都在养鸡。你算，一个鸡阉了可以多长两三斤，十万，百万，千万个鸡，你算，得长多少肉，两三千万斤啊！不是吗？”
我说：你的账算得不错，有道理。
他说：那你们为什么不提倡呢？要是不会，从南方请几个人来，开个训练班，再到各公社去传授，不是就可以每年增加多少肉食吗？
我就是为这个来的。
说完了，他就抹一抹汗，走了。
这一场谈话使我很感动。
就是这个人，几个月前他对我说，过去多年搞逻辑，唯心的，资产阶级的一套，搞了多年，连自己也弄不清楚到底搞的是什么。今后的任务是批判这一套，批判自己过去的著作。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唯物主义的哲学。
也就是这个人，十年前，有一次我们搞一个反对什么的宣言，那时候，我们这些人反对国民党，但是什么也不会，只会发宣言，找人签名，人越多越好。我找了他，在下课休息的十分钟里，他匆匆看了，说我签我签，拿起笔就写。我一看，糟了，他写了半个耳朵，原来上一个签名的人姓陈，他也在写陈字了，我赶忙拦住，说不对，写你自己的名字吧。他才醒悟过来，连说，我不姓陈，我不姓陈，正确地签上自己的名字。
那个建筑教授呢？虽不至于忘记自己的姓，却也非常有趣。
他身体不好，体重最低时只有四十多公斤。养好了，好容易长了几公斤，一忙，忙到忘记自己是个病号，就又垮了，又把那几公斤消耗掉，瘦得像个猴子。支一根手杖，弓着背，成天满处跑。
说他，得倒回来说，从1948年说起。
那年年底，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城。派了一个军官找他，要他画出北平城必需要保护的古文物建筑，以便万一不得已开炮时，这些古文物建筑不致被炮火损坏。
这件事深深感动了教育了这位专家。1949年3月间，我回到北平以后，他带着感激的心情对我说：“你说，世界上历史上那有这样打仗的！你看，你看，对文化遗产这样重视，这样爱惜！这真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的军队！”
从此以后，他深深敬佩共产党，爱戴共产党。
但是，他的古建筑研究成了包袱，他对古建筑太热爱了，照他的意见，为了保存北京城的古老风格和结构体系，新的建筑，新的中心应该摆在西郊，复兴门以外地区，将来新旧并存，互相联系。
从此，展开了热烈的争论。
他喜爱古老的牌坊，他喜爱古老的城墙。他认为马路太长了，有了路中心的牌坊，会使人在精神上得到舒适的感觉。他建议在城墙上建环城公园，种些花草之类，供人游览等等。总之，在拆除牌坊和城墙的讨论中，他坚持己见，列举种种理由，大有和牌坊、城墙共存亡的决心。
吵了几年，问题解决了。北京在原有基础上改建，主要干线的牌坊都拆掉了，城墙也开了许多缺口，便利了城内外的交通。
他以古建筑专家的知识，积极参加了北京的改建和新建工作。
在反右派斗争中，他和逻辑教授都是反右派的积极分子。坚决斗争，无情揭露，受到了考验，锻炼。
这两个朋友先后都参加了共产党，向红专道路前进。
这两个朋友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都有一套自成体系的唯心主义的哲学和建筑学的理论，教了一辈子书，写了不少著作，并且都是六十岁左右的人了。但是，都坚决放弃老一套，丢掉多年来的看家本领，重新学习，从头做起，并且，决心要在学习中批判自己过去的某些错误理论。都不服老，甚至都不承认老，都希望能再活几十年，多为祖国作些事，做出成绩来。我说，在许多朋友中，变得最多最大的就是这两个，我还相信，他们将会继续起更大的变化，更多的提高，在学术研究上作出有益的贡献。
见贤思齐，我要向这两个老朋友学习。我也相信，学术界的许多朋友也会向他们学习。
人是可以变的。旧知识分子是可以变成新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可以通过党的教育通过自我教育自我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彼亦人耳”，“彼亦旧知识分子耳”，“彼亦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耳”，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呢？一定可以，朋友们说是不是？
1959年8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