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不觉得“够”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我这十年来

　　我永远不觉得“够”
　　王老九
我今年六十六岁，活了快一辈子，只有解放后这十年，才算活成了人。
人们都称我“农民诗人”，都知道陕西省有个王老九，可是在旧社会，一听人喊我“老九”，心里就有气。咱明明有个官名叫“建禄”，就因为咱人穷，名字也不值钱，没人叫。如今咱人翻了身，名字也香了。这不是名字有好坏，主要是人真正活成了人，活得有了价值。现在听人唤我“王老九”，我倒觉得很光荣。
“周秦汉唐元明清，未见农民留诗名，中国有了共产党，农民诗人多如星。”只要想一想，几千年来咱们被人踩在脚底下的农民，如今也有了诗人，出了“秀才”，这是多么大的变化。我只是学着写了几句顺口溜，就被称作“农民诗人”这是很大的荣誉。
在咱们这举国欢腾、庆祝建国十周年的大喜庆的日子里，我不愿去多提那旧社会受的苦难。反正两种社会，两种遭遇；没有共产党，没有新社会，也没有我的诗。如果不解放，我这样的人，哪能活到今天，怕早八年都死了。在旧社会，咱就爱编快板，不会写字，全用脑子记。那时是：“嘴里有话怕言传，编下快板记心间。”看到社会黑暗，穷人受压迫，心里不平，就编成快板，农闲时唱给群众听听，消一消肚里的窝囊气。谁知大恶霸“相桥王”秦颂丞知道我能编快板，有一次给他侄子做“满月”，要我去说快板贺喜，我早恨死了这家伙，装病没去。这家伙怀恨在心，后来借着催粮款，用杠子把我打的睡了半月。我气恨不过，睡在床上，心里想口里编，把秦颂丞的恶迹通前到后，编了个长长的快板。快板编成不敢说，只闷在肚子里。我想，人常说：瓦罐不离井口破，花红百日也要落。看他秦颂丞能凶几天，有朝一日，世事翻了过来，我总要把我的快板说出来，让大家知道你的罪恶。果然，1949年春上，一声春雷天空响，关中来了共产党，山川河道插红旗，半夜三更出太阳。秦颂丞狗夹尾巴窜进了南山。那年10月20日，在相桥斗争土豪秦世俭（秦颂丞的哥哥）的大会上，我上台说了我的快板，倒了苦水，肚里轻松了一节子。就从那一天起，我的快板才出头露面了。
1950年10月，政府把秦颂丞抓回来在相桥枪毙后，这一下才除了我肚里的大疙瘩，心里高兴，脑子也灵了，我的快板，就像麦子破头一样，一天比一天多。党很关心我，派专人帮助和培养我，参观访问，开会讨论，给了我许多学习的机会。真是：老马脱毛变成龙，生锈的古董放光明。我觉得自己越活越年轻，越编越有劲。新社会，新事多，事事都离不了党和毛主席。没有党，就没有我王老九，我是流着热泪写了那些歌颂党和毛主席的诗。
只能用口编，不能提笔写，这是我最大的苦恼。我想，咱人翻了身，文化也要翻身。旧社会凄惶的上不起学，新社会有条件为啥不学？一辈子不上山，总说山上不去，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只要咱努力，没有破不开的芝麻杆。所以1952年，在我五十八岁那年，我才下决心学文化。白天劳动，晚上学字，老伴嫌我熬油，说：“你都快六十岁的人啦，还想咋？”我说：“不想咋，就想认几个字，写作不费难。”就这样，学着写着，认着练着，书报能慢慢看下去了，提笔也能划几个道道了。识了字，就好像给我添了翅膀，写的又多又快，如柯仲平同志夸讲的那几句诗：“好一个诗人王老九，劳动作诗一把手，黄河一带打红旗，说着唱着飞着走……”以前老伴讨厌我写，现在她也支持我了，要是有些时候不见我动笔，她就催着说：“闲了把你?多写些，多登报多宣传，也是咱全家的光荣。”过去编快板，只是为了兴趣，图热闹，解放后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我才懂得写诗作宣传，也是革命。我的笔就是武器，打击坏人，表扬好人，歌唱新社会，保卫社会主义，就是我的责任。
有人看到我的诗出书上报，又上北京开会参观，见了毛主席，都羡慕的说：“老九，你一个农民，死了也够啦。”我说，刚活成人，怎么能死？我还想再活二十年、三十年哩，要活到共产主义去，见不到共产主义，我永远不觉得“够”。
今年是伟大祖国建国十周年，也是我真正做人的十周年。短短的十年，祖国面貌，真是万紫千红，一片繁荣。现在，人人都在反右倾，鼓干劲，各项事业都在跃进，我也要跃进再跃进，多加一把力，勤学苦练，提高思想，多编多写，不死不丢笔，永远作一个忠实的人民宣传员，为党为祖国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