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也能设计 记第一汽车厂转向器壳小组工人改变设计提高工效的事迹 [复制链接]

第12版()
专栏：

工人也能设计
记第一汽车厂转向器壳小组工人改变设计提高工效的事迹
在到处充满着社会主义建设凯歌的1958年，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底盘车间转向工部转向器壳小组的钢梁上，挂出一面用“卫星”命名的红旗。它像东升的太阳普照着全厂，染红了几万颗汽车工人的心！
1958年的元月，厂长饶斌在全厂职工代表大会上，报告了工厂的远景规划，转向器壳小组的朱武喜听了十分兴奋。他在回车间的路上，一面走一面海阔天空地想：“将来汽车每年生产到几十万辆，我们的工厂该扩大到多少倍呀！这样厂区围墙拆掉，职工宿舍移到离工厂更远的地方，工人上班，电车也不顶事了，都得乘火车了……”。一个宏伟无比的汽车厂，在朱武喜的脑子里展现出来。可是他又觉得，这样想是不符合多快好省的精神的。
不几天，厂部根据市委的指示，围绕着查生产（查生产管理、产品设计、设备潜力、规章制度）向全厂职工进行了动员。运动很快在转向器壳小组展开了。短短的三天里，十八个工人就贴出了二百九十张大字报，党小组长秦凤章和行政组长朱武喜看到工人提出了很多改进设备、改进工艺、提高生产效率的建议，都很高兴。不料三天后大字报突然减少了，群众不再从各方面去打主意，合理化建议转入低潮。这时，党小组长秦凤章，在党政工团小组长碰头会上指出了方向，主张把当前运动与工厂远景规划，结合起来考虑。于是把群众的合理化建议运动，又推向高潮。就在这时，工会小组长朱喜林说：“我看颠倒一下工序，把转向器壳和转向汽测盖，换一换机床加工，大零件放到大机床上，小零件放到小机床上加工，一班就能生产二百五十辆分。”很多人都同意这个意见。秦凤章抓住了这个有革命意义的苗头，明确地提出：“把班产二百五十辆分，作为我们全组的奋斗方向，大家看行不行？”并把这个大胆的想法，汇报到党支部。支部书记指示他说：“这样作很好，但要统一思想，要围绕这个方向，领导大家深入细致的查。”之后，一场反对伸手派的大辩论，就猛烈的展开了。行政副组长田瑞康说：“全组十八台机床中，有十五台勉强可以达到班产一百辆，要不增添设备，不给人，实现班产二百五十辆分，我看没有把握？”还有的人说：“班产百辆时，产量已加一倍，不添设备实现二百五十辆分，那有这么便宜的事！”团小组长葛淑奇，闷声不响，不表示态度，行政组长朱武喜也摇摆不定。秦凤章反驳了这些错误的看法。他说：“我们最初班产五十辆，是这么多人，班产一百辆也是这么多人，难道用这些设备，这些人，就不能生产得更多吗？何况现有几台设备，已接近二百五十辆分，别的设备只要发动群众突破关键，生产能力也可以提高上去。机器是死的，人可是活的，多想办法，就能多生产。”朱武喜一听这些话说得很对，觉得自己不该动摇。会后秦凤章对田瑞康和葛淑奇说：“大家已经提出了这么多的好办法，还没有试验，我们怎能说不行呢？”这样几个小组长的信心都提高了。
经过这场激烈的争论，全组工人向班产二百五十辆分跃进的劲头鼓起来了。他们从改进设备，改进工艺发展到改变产品结构。他们观察了数种不同类型的汽车，发现各种汽车转向器壳的连接管，长短不同，只要把它缩短五十方米，一年就可以使这个工序节省四十吨钢材，减少三分之一的加工时间。可是一提修改产品设计，大家就闷了；因为这么一改，汽车结构要动，大批的生产设备和冲模夹具要改，整个工厂设计都要变更，这样大的问题，非得上级批准不可。况且这又是工人向来不曾接触过的问题。秦凤章又把这个情况汇报到工部，工部主任也觉得改产品设计是关系全厂汽车生产的大事，有些犹豫。这个工部是厂长饶斌的“试验田”。在厂长参加“试验田”的时候，他问饶厂长：“工人建议修改产品设计，这能行吗？”厂长看到工人已经把挖潜力的范围，从改进设备，改进加工方法，扩大到改变产品结构，向着独立设计新汽车的方向跃进，非常兴奋。他认为：工人已经从参加工厂的日常管理，发展到要求参加工厂设计和技术领导了，这是迈向共产主义的萌芽；他鼓励工人说：“汽车零件可以动，工艺路线可以改，只要符合多快好省的要求。”工部主任看到厂长很支持，就指示转向器壳小组：要关键明确，措施具体，弄清实现班产二百五十辆分，还有那些关键，怎样攻破？全厂党组织和行政领导也发动设计、工艺人员深入现场和工人一起讨论。
这时工人胆量更大，劲头更足了。有的工人说：“这两年放不开劲，这回可解决问题了！”他们白天讨论，晚间画图设计，几个小组长都搬到车间来，他们整天拿着零件和产品图纸，按每个零件，每道工序，每台机床，逐项检查记录，研究、讨论，最后制订出三不加（不加设备、不加人、不加作业面积）和三上缴（三台机床、三个工人、二十一平方米作业面积）班产二百五十辆分的方案。
但是要实现这个方案，还要突破六关。怎么办呢？工程师主张去掉两台低效率机床，增加两台高效率的机床。他认为这还是合算的。因为生产效率提高四倍只调换两台机床，并没有增加设备。但是秦凤章和朱武喜一合计：这样设备数量虽然没有增加，却需要国家投资两、三万元，而且去外厂订货，要一年以后才能投入生产，便坚决反对这种意见。他们主张从改进现有设备，合并工序，增大进刀量，提高车速等方面去闯过六关。工程师认为这样会违反工艺要求，无论如何不能同意。但工人一定要试验一下。双方争论得面红耳赤。
不久，车间主任和党总支书记都很关切地问秦凤章：“这六关你们自己能包下来吗？”他很坚定地回答：“我们一定包下来，保证苦战七天过六关！”说干就干，他们就试验起来。六个关键中有一关，是加工转向器壳的六角车床。这台机床原来要二十分钟加工一个零件。在班产百辆时，经过工人改进，达到五分钟一个，因此有的工人认为这台机床的效率到顶了。老秦认为这是第一关，只要打破头一关，其他五关就容易闯过。开始他把车速由每分钟二百三十三转提高到三百二十二转，生产效率提高一些，还达不到班产二百五十辆分。老秦没有灰心，一连几个小时眼巴巴地盯住车刀。还是没有提高。老秦沉浸在苦思苦想中……这时，他想起在上海柴油机厂加工油泵合并工序，心里开了窍，把四个工位并成两个工位，采用组合刀量加工，结果用一分四十秒加工一个转向器壳，班产零件由一百二十辆分增到二百六十辆分。产品质量也提高了，老秦冲破了第一关。因为过度疲劳，体温增高，咀唇起了泡，嗓子也哑得说不出话。他没有休息，又和朱武喜去试验另一台多刀半自动车床。没有想到这是更为困难的一关。操作这台机床的青年工人方初生，星期天一清早，就把试验用的刀具、工具，准备妥当，老秦在全组工人的注视下，以每分钟六百转的高速，开动了机床，紫蓝色的铁屑，带着白烟，接连不断地向外飞卷。但是秦凤章采用高速切削，每个转向臂轴加工时间，只比原来少五秒钟，达不到班产二百五十的要求。这时小方很着急。老秦又改用刀切削，把走刀量由零点二三加大到零点七一，试验结果，生产效率比原来提高一倍，班产量超过了二百五十辆分。这时心情沉重的小方，高兴得跳起来，每个人脸上，都露出了胜利的喜悦。最后，田瑞康试验的全钢镗床，经过几昼夜的苦战，还没有达到二百五十。这台机床精度很高，由于加工零件长，镗杆产生震荡，产品数量总是上不去，试验二十多次都失败了。秦凤章说：“试验一千次不成功也不要灰心！”大家从老秦闯过的一关又一关的事实中，得到了鼓舞，把火力都集中到这台机床上，结果田瑞康根据设计处的建议试用硬质合金代替作减震器，克服了镗杆震动的毛病。镗孔效率，也由一百三十个跳到二百八十个。六个关键被攻破了，十八台机床的生产能力，全部达到和超过了班产二百五十辆分汽车的要求，这时，原来那个持反对意见的工程师也在场，他亲眼看到这个结果，不禁对秦凤章说：“你们就是行啊！”
工厂党委认为：转向器壳小组的创举，是生产上巨大的革命行为，能不能全厂都作到，要认真研究，逐步试验。在一两个工部试验之后，就高举这面红旗。一个“工人参加设计，大闹技术革命，向班产二百五十辆分汽车跃进”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势如万丈波涛，席卷全厂。全厂职工在大踏步地前进了。……战果表上表示出：全厂已有三分之一的生产小组达到了班产二百五十辆分汽车的生产能力。
达到了班产二百五十辆分的水平，生产能力翻了五番，是不是就到了顶点呢，是不是应该休息一下了呢？有的同志回答说：“革新没有顶，前进脚步不能停下来”，主张提新的目标，向班产三百辆分高飞猛进。但是也有人信心不足，认为费了很大的劲刚刚才达到二百五十辆分，马上又搞三百辆分，是不是过早了呢？
他们采用老办法，一面辩论研究，一面深入算账，从辩论中明确了应该按照党所指出的方向，继续前进，再争上游。在算账当中，他们根据班产三百辆分的要求，分析了每台机床的潜力。一算有十台机床已经过了班产二百五十辆分，接近三百辆分，只要稍加改进，完全可以跃上去。有一台关键铣床，原想提高转速，但怕震动太大，刀具受不了，后来工人制造了一台土铣床来代替，生产能力可以达到班产五百辆分。算账的结果，只有七台机床暂时达不到三百辆分，但都有继续革新的可能，都有潜力可挖。思想统一了，他们就寻找这七台机床的每台的关键，讨论出革新的方向和措施，订出了实现班产三百辆分的革新规划，并且迅速行动起来，现在已经有三台机床在大家研究下达到了三百辆分。
老秦说：这又一次告诉我们，跃进账要经常算，越算心中越有底。在算账基础上不断提出新指标，才有新的奋斗目标，才能鼓舞大家永远力争上游。现在我们组里工人思想全变了，不再光是凭图纸干活了，每个人都是一有空就在动脑筋，想革新门路。你想，十八台最近代化的机床台台都有了改进，在这个事实面前，谁还能相信近代的设备不可以再跃进呢？谁还能相信潜力已经挖光，革新已经到顶了呢？我相信，思想不断前进，生产也一定会继续高涨。
（附图片）
长春第一汽车厂转向器壳小组的党小组长秦凤章，行政小组长朱武喜，工艺师席熙和工人正在试验改进刀具的方法。
陈子林摄（新华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