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历史系 讨论少数民族历史问题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学术文化动态

北京大学历史系
讨论少数民族历史问题
10月下旬北京大学历史系举办了一次少数民族历史问题讨论会。出席讨论会的有历史系的教师、研究生、少数民族学生和部分汉族学生，还有哲学系和法律系的部分教师。会上就翦伯赞教授、魏启文教师和梁英明同学的三篇论文所提出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其中关于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的问题，争论最为热烈。
关于民族融合问题
翦伯赞认为，“在阶级社会的历史时期，一般只有民族同化。同化基本上是带有强制性的，即先进的、生产力高的民族，使得落后的、生产力低的民族不得不同化于自己；或者大的、生活力强的民族，迫使小的、生活力弱的民族同化于自己。”他还认为，同化虽带有强制性，但仍然具有进步的意义。融合则“是各民族在国际共产主义的基础之上的高度统一，即形成既非甲民族，又非乙民族，而是一个从来没有的新民族；这要在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以后的很长时期内才有实现的可能”。
有些同志同意翦伯赞的看法。有许多同志则认为，在阶级社会中，由于各族人民长期杂居、友好往来和互通婚姻的结果，“自然融合”和统治阶级的“强制同化是同时存在的”。有些同志从对裕固、土家和东乡等族言语的主要特征进行分析，来说明这几个民族就是各自由几个不同的民族的部分人民，长期融合而成的。
关于同化政策的作用问题
关于“同化政策的作用”，会上也有争论。如林乃燊认为“‘自然融合’是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发展历史的客观规律，这条规律是受社会发展规律和阶级斗争规律所决定的。”而“所谓‘强制同化’政策在实际上并不起作用，所以在历史上不可能有真正的‘强制同化’”。他并说：“安抚政策不过是过去统治阶级不自觉地或被迫地顺应‘自然融合’这一规律，所以大都起了作用。有时‘强制同化’政策好像也起作用，但是那不是由于强制政策本身，而是由于这个政策和自然融合这一客观规律巧合”。许多同志不同意这一看法。他们认为，作为统治阶级的政策来说，强制同化的政策是起作用的。许大龄说：“强制同化政策有两种作用，即符合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就起进步作用；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就起反动作用”。
关于民族英雄问题
大家对于“什么是民族英雄”这一问题的认识也有分歧。翦伯赞不同意这样一种说法，即“真正的民族英雄既代表本民族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又不损害其他民族人民的利益”。他认为“这样的民族英雄在阶级社会的历史中是没有的”。他说，“在阶级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民族英雄要受到阶级性和时代性的限制，他们不可能没有偏狭的种族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思想，这样就阻碍了他们照顾其他民族人民的利益”。他举岳飞为例说：“岳飞是一个民族英雄，但他的种族主义思想是浓厚的，他在‘满江红’中写道：‘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像这样一个充满了种族主义思想的人，如果要求他区分女真统治者和女真人民，既要打退女真统治者的侵略，又要不损害女真人民的利益，那是不可能的。”
不同意这一说法的同志认为，翦伯赞过分强调了民族英雄的主观意识。他们说，“只有保卫本民族利益，反抗侵略者的人，才是民族英雄”；“满江红中的‘胡虏’、‘匈奴’只是侵略者的代名词，并不泛指女真劳动人民，因此，不能据此而说岳飞有种族主义情绪。”并认为，“岳飞反抗金兵侵略，并不曾损害女真人民的利益。”
参加这次讨论会的师生绝大多数是参加过为时一年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和各民族简史、简志与地方自治概况的编写工作。他们经过了这些实际锻炼，在教学和科学研究水平方面大大地得到了提高。
（张传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