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悲痛中——悼章靳以同志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写于悲痛中
——悼章靳以同志
唐弢
11月7日上午，得到靳以逝世的消息，这是继西谛遇难之后，又一个晴天的霹雳。
北来以后不久，10月18日清晨，我到西郊八宝山参谒西谛的墓地，下午又出席了他的逝世周年纪念会。一年来，在我的感情上总认为西谛还活着，设想有一天他会在我们中间出现，亲口讲述遇险的经过，证明过去的消息不过是“海外东坡”之谣，因为在我的头脑里，死和郑振铎这个名字是连不到一起的，何况一切都那么突然！可是，墓碑上的铭刻是如此真切，生前友好的致词是如此沉痛，我不得不抛开感情的幻想，痛苦而吃力地承认这个事实：西谛真的死了。整个黄昏我都无法使自己平静。又谁料二十天后，当我的心境刚刚能够平复的时候，造化小儿又逼着我把“死”字去连上另一个我所熟悉的名字，另一个精力充沛、意气风发的人——我们的同志章靳以。一年以前，他拿着西谛的最后遗书和我垂泪相对，五十天前，他握住我的两手预期后会，他在我的心底活着。消息是这样出于意外，仿佛一座突然扑下来的千斤重闸，马上要把我压碎一样。
记忆犹新，死，承认这样一个字眼在我实在是太困难了。
我和靳以相识，是在抗日战争之前，而彼此过从，却在抗日战争之后，他从重庆回到上海的时候。解放前夕，党派人和我们联系，四五个人时而开个碰头会，地点经常变换，较多的是在一个什么外国人的事务所里，也借用过英国新闻处的图书馆，或者就在我的家里。这样，靳以有时便不等约会，突然跑来找我，兴致冲冲地谈着怎样和反动教授冲突，怎样受特务学生包围，他对教育界和文艺界的情况很熟悉，知道许多牛鬼蛇神的小故事，用他散文家的口吻随手一撂，居然面目宛然，使我听得又好气，又好笑。他给我的印象是热情，慷慨，容易接近，虽然看人看事往往显得不细致，不深刻，不善于提高起来作进一步的分析，然而却能够观其大略，敏感地指出问题的所在。他有一股冲劲，永远是临阵作战时商量进军的好伙伴。
1953年我们同时调到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直到五十天前我离开上海，我们一直工作在一起，有两年多时间还居住在一起。我对靳以有了较深的了解。我们为工作发生过争吵，甚至还闹到面红耳赤，却从来没有因此影响彼此之间的友谊。一阵风暴过后，不是我向他检查自己的不是，便是他向我埋怨自己的态度，大家又高高兴兴地聚在一块工作了。我说我对靳以有较深的了解，因为在这一段时间里，我更清楚地看到他的要求进步的强烈的愿望：每次运动，他总是揭竿搴旗，跑在战斗的前沿，不管一小撮落后的人投给他以怎样的嘲弄——我的确听到过这种嘲弄，他总是掉头不顾，一往无前；不管自己身上有多少缺点，他的向往党，爱党要党，愿意自己成为无产阶级先进队伍里的一员，这种如饥如渴的心情，无论怎样说都不容怀疑。靳以也常常用这点来勗励我，希望我们之间的关系不要以个人感情为基础，而要植根于真正的同志的友谊。我的确从他那里得到过许多教益，这种教益永远在我的思想里发亮，今后更将成为我追忆他、缅怀他的时时闪动的火花。
今年夏天，靳以被接受入党，我懂得他内心的兴奋，然而他的表现却更沉着，更踏实了，他清楚地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终极，而是一个开始，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他告诉我想写一个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长篇，我竭力怂恿他，他熟悉这方面的生活，现在他是一个党员，如果能够站在党的思想高度去描写知识分子，这个长篇将深刻地烫上我们时代的烙印，给一切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上以深刻的教育。我期待着这样一个长篇。我认为靳以有责任有能力去完成这个长篇。
当我离开上海的前夕，我们又扯到了这个长篇。第二天下午，我坐车子经过他居住的里弄，他站在弄口向我挥手，我大声叫：
“等着读你的长篇！”
面对着这个意外的消息，此刻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靳以，你为什么要在生命刚刚开始的时候离开我们？你的路还没有走完，你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在等着读你的长篇。令人痛心的是：现在，我已经不可能通过排印出来的文字读到你的长篇，我所能够读到的，仅仅是你用自己生命写成的长篇！
我了解你，靳以，你一定也在抱恨，你会说：便连这个，也还是一个未完成的长篇。
1959年11月7日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