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山治水旱涝无忧——郧县大堰公社建设管理区经验介绍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治山治水旱涝无忧
——郧县大堰公社建设管理区经验介绍
中共襄阳地委、郧县县委工作组
“水在山顶流，梯田满山沟，遍山苹果香，鱼在塘里游，吃不愁，穿不愁，推磨不用牛，点灯不用油，高山人家永无忧！”
这是人们对郧县大堰公社建设管理区新面貌的颂歌。
这个管理区是个大山区，从前被称作“穷山恶水”的地方。六千多人口，只有一万二千多亩耕地，其中有一万一千多亩是在三十度上下的麻骨石山坡上。天干，庄稼旱死啦；下三天雨，就会“坡地冲成光石板，沟地淤成乱石滩”。直到1949年，这里收的粮食平均每人还不到三百斤。
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社员们治水治山热情高涨，在山上修了六条干渠和九十六条支渠，在沟里挖了百把口塘堰，做到了山山有渠，沟沟有塘。整架山、整个山坡都改成了梯田，从山脚到山顶，三、四十层，像个大螺蛳一样。现在每人平均已经有一亩梯田、七分梯地。经过1958年历史上少有的大山洪和1959年历史上少有的大旱的考验，达到了旱涝无忧。1948年的粮食总产量是五十二万斤，1958年上升到六百四十二万斤，十年增产十多倍！今年——特大干旱之年，社员们的口粮标准赶上了全县最富裕的平原地区，还卖了一百三十五万斤余粮。这就初步解决了这里几千年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粮食有余！
粮食生产的发展，带动了多种经营的全面发展。现在，山顶公路已经通车；两边山坡上果树已经成行，有的今年已经开始开花结果。山沟里塘堰点点，都养满了鱼；梯田岸上栽的龙须草，已经开始收割；水打磨、造纸厂、酒厂、野生纤维加工厂……，先后办起来了；山上、渠边，牛羊成群；渠边，头一个水力发电站正在兴建。不过三年多的工夫，这个穷山区的面貌已经大大改变。
治山先治水
过去，这个地方穷，除了受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之外，还受着自然灾害的压迫。在那些三十度上下的麻骨石山坡上种地，就得年年和洪水打交道。“山上水乱流，坡上万条沟”。年年冲刷，水土流失，坡地越种越薄。沟里的坪地一年两季不过收百把斤粮食，坡地好年成才收七十斤。碰到大雨，“坡地冲成光石板，沟地淤成乱石滩”，只好丢了再开新荒，耕地老是不能固定。这样就形成了“一年不开荒，仓里没粮装；三年不开荒，大人娃子饿的慌。”荒越开越多，地越种越薄，人越过越穷。
不知道是哪朝哪代，有人在一个叫作“翻山堰”的村子的四方山脚下的大长沟里，开了两道渠，总共不到五里长，并且顺山坡把几片坡地改成了梯田。因此，这个村子比当地一般村子的生产好，生活也较富。解放后，农会主席高华堂（现在是这个公社的党委委员、管理区第二书记）在这条渠上改了亩把田，一年收了二百斤麦子，四百二十斤稻谷。他总结出改梯田有以下几大好处：第一，旱涝无忧；第二，保水、保土、保肥；第三，费工少，收粮多，便于改革耕作技术；第四，种梯田省出来很多工，给全面发展多种经营创造了条件。
“能种一个窝，不种一面坡！”“哪里引水哪里富，哪里有田哪里有钱。”高华堂到处宣传这个道理。他找到了大山区由穷变富的道路，找到了山区的发展方向！
两种思想两条道路
要想治山治水，就要认识水、认识山，弄清楚到底是“穷山恶水穷地方”，还是“好山好水好地方”？在办高级社以前，有些人咕咕哝哝，说“社会主义好倒好，就是上不了我们这大高山”。社员王新隆到平原去了几回，吵着和儿子分了家，搬下山去了。支部书记高华堂和干部们商量了一下，就拿出了山区的方向——“翻山堰”这个典型，发动社员扳着指头算：哪家穷，哪家富？为啥？算来算去，凡是生活好的户，都是有个“蛤蟆坑”——水田。这样，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土改以后，高华堂就想把他分到的三亩地都改成梯田，可是人单力孤，治不住水。成立互助组以后，他又想引渠改田，连渠路也看好了，可是开渠要经过单干户农民焦步升的地。成立初级社时，焦步升没有入社，渠还是开不成。高华堂想水想得半夜里作梦，可惜就是治不住水。
高级社刚一办成，支部书记高华堂就在乡总支委员会上提出了开渠引水改梯田的建议。多数支委都赞成，可是支委张宏兴不同意。他说：“咱们建设乡是个老卖柴的地方，冬天没事干，卖柴弄几个钱才是‘正理’，才是群众的‘迫切要求’。刚把高级社办起来，群众啥东西还没分到，就去开渠、改田，把社搞垮了怎么办？”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支部会上展开了。搞副业呢，还是搞基本建设？这个事在社员中间也引起了争论。有的社员说：“我们这穷山沟嘛，要田没有，再不去砍柴卖，吃啥？”也有的社员说：“人家平原富，我们穷，穷就穷在没田上，就是要改田！”支部批判了张宏兴的思想，又开展了群众性的辩论，批判了有些人只想搞私人副业、不愿搞基本建设的思想。明确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为开渠改田打下了思想基础。
开渠头一件事就是测量。高华堂跑到区里请来了县水利局的一位技术员。这位技术员顺渠路看一遍，回来就连连摇头说：“这工程可大呀！至少得三、四万工，一万斤石灰，光炸药就得一千斤，可不能盲目！”这时候，支委张宏兴又出来说话啦：“看看！我说修不成嘛，你们硬要修。这个大渠要是政府不给我们修，我们咋能修得成。”争论又开始啦，社员中间也有一部分人赞成张宏兴的意见。高华堂和干部们一起深入群众，决定依靠群众想办法。结果访问到一个社员叫涂国斌，是个木匠，单干时测量过一条小渠。干部们和他一道边测、边挖、边放水，大渠算是动了工。施工中又遇上了大石头，需要炸药、铁撬和石灰。干部们又在群众中访问了一个打猎的李正青，自己会配炸药，而且材料都是山上出产的东西。至于石灰，山上有石灰石，有柴，只要烧几窑，就用不完啦。就剩铁撬弄不到，社员们就用木杆削尖来代替，磨秃了再削，用断了再砍，反正山上有的是树。由于充分依靠了群众，一条十五里长的干渠，八天的时间就通了水。这个事实有力地解决了依靠政府修水利、还是依靠群众修水利的争论。
干渠一通水，坡上敲锣打鼓，像办喜事一样。靠渠边的地方，干部和老年社员们喊叫着催人去改田。别处的社员们也不断的去找乡干部，要求把渠道开到他们那里去。在修头条水渠的过程中，十三个总支委员、有八个人学会了测量渠道，小队以上的干部有70％学会了测量支渠，这样就为全面开花创造了条件。
全面规划，改变面貌
通过引水上山和改梯田，大家总结了在山区治水的两条体会。第一，治水必须和用水（改田、养鱼、水利加工）相结合。以往这里也提过治水，技术干部也强调过保持水土，严防山洪冲刷。可是那时候群众的劲头总不是这么大。改坡地为梯田，用水灌田以后，群众对水的看法改变了，恶水成了益水，成了命脉，成了“宝贝”。群众的劲头一来，啥办法都想出来了：社员们把每条沟的沟脑都挖上了塘堰，在山坡上开上了人字沟，哪怕是一点一滴水，也想办法往塘里引；在两面山坡上，社员们找不漏水的地方挖上蓄水塘，冬春不用水的时候，一个劲往里放水，唯恐渠水白白流跑了；在河里节节筑坝，又通过渠道作到河河相连，互相调剂……。第二，没有不能上山的河。树有根，水有源，河水都是从山上来的。河从高处往低处流，水流越大，流到下游越不好治。治水，就要从河的上游治起，节节拦，节节引，拦它几道几十道之后，水小了，下游也就好治了。所以，治水打破生产队、社、以至县的界限，远处引水，近处灌田。要这样做，必须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作出全面规划。
1957年春天，县委第一书记崔明全到了这个管理区。总支书记高华堂领着他到处看了看初改的梯田。田改的东一块、西一块，零零星星也不在少数。崔明全同志称赞他们开渠改田这件事办的好，又向高华堂说：“老高，你们这么多的水，能不能把坡地都改成梯田？”县委的指示，给了人们很大的启发。总支委员会经过讨论决定：以第一条干渠第一条支渠的灌区——三里岗为重点，集中干部和群众力量，先改出一架山来，给群众作个样子，积累经验。这年冬天，三里岗上搭起了“战棚”，锣鼓喧天干起来了。这个生产队三百多个能改田的人，统统参加了改田。每天早上天不亮，社员们打着火把去工地，下雨大家披上蓑衣干。他们的口号是：“吃点临时苦，流下幸福汗，苦战两三年，改变大自然。”就这样，三百五十个劳力，一个月零七天，把一百五十亩坡地统统改完，又开了些荒，总共改成了一百八十亩梯田，达到了每户平均十五亩梯田。
改造三里岗之后，乡里得出了经验：改田就是治山。防止冲刷，保持水土，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改梯田。要想把这个事办好，必须大兵团作战，一动手就是一架山，治了这架山，再治那架山。把一架山都改成梯田的具体作法，是从山顶挨着渠道往下改，按地形随弯就弯，就蛋繁蛋，不勉强改大田；边挖、边拣石头、边砌田岸，里挖外垫，等田挖平，田岸也砌完啦，松土整平以后就可以下种；土少石头多的，头一年先种旱庄稼，等淤些土，拣完石头再栽秧，土越种越厚。
三里岗作出样子以后，社员们都像看“稀奇”的一样，自动跑十几里到那里去看。九里岗的钟茂才原来不相信治山，跑到三里岗去一看，一架山都改成了梯田，像个大螺蛳，有三、四十层，他回去以后也改变了口气，逢人就说：“到三里岗看看去吧！人家一架山的麻骨石坡都改成了梯田，我们这好地方为什么不能改成梯田？”全乡到这里参观以后，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解放了，不再零零星星的改了，都开始订出规划，一整面坡，一整架山的改起来了，形成了群众性的治水治山大高潮。
解放了思想，有了全面规划，发动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从1957年冬到1958年春，这个管理区就达到了每人一亩梯田和七分梯地的水平，耕地基本上固定下来了。
以粮为纲，带动多种经营
开渠道改梯田，初步解决了粮食问题以后，就带动了多种经营的发展。田多稻草用不完，为了保护田岸又栽上了龙须草，九个造纸厂成立了；粮食多了要加工，十二个水碾水磨架起来了；渠里有了水，堰塘多了，二十四万尾鱼养起来了；养鱼要有鱼苗，鱼苗场办起来了。多种经营的发展，也推动了综合治理大山的工作。现在，这里已经从根本上消除了山洪成灾，控制住了大部分地区的水土流失，耕地基本上达到了旱涝无忧。
初步解决粮食问题以后，节省了大批劳动力投入多种经营和根治荒山的工作。人民公社成立以后，更为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现在全管理区植树造林已达一万三千多亩，其中经济林和果木林有八万多株，还培育了桔柑苗二百七十万株。今年秋季，苹果、桔子已开始结果。这里原有的大宗土特产与解放前相比，油桐由一千八百亩增加到七千多亩，龙须草由一千二百亩增加到六千五百六十五亩，柿子由五十万斤发展到一百四十万斤。利用大山草多的条件，生猪由三百七十头发展到一千六百七十六头，平均每户一头多；羊由六百六十头发展到二千二百八十九头，还新放养柞蚕三百零二筐。今年多种经营的收入，预计每人就可以平均一百四十元左右。
人们在改变自然面貌的过程中，也改变了自己的主观世界。嫌穷山沟没有出息搬下山的王新隆，经过几次请求又搬回来了。很多外乡的姑娘和山沟的青年结了婚。人们说话的口气也和以往不一样了，以往张嘴就是“我们这穷山沟嘛，怎么能和人家比？”现在，这个历史上从来不敢和平原比粮食的“穷山沟”，也提出了“粮食也要超平原”的战斗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