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天文学史的几个问题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中国天文学史的几个问题
席泽宗
生产需要和天文学发展的关系
天文学是一门自然科学，它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向自然作斗争所得到的知识结晶。中华民族最早活动在黄河流域，以游牧为生。那时为了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辨认行路的方向，就最早地认识了北斗七星。同时，还发现了一年当中的寒来暑往和黄昏时分在南方天空所看到的星宿的不同有联系。尚书尧典里说：“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霄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这里的日中、日永、霄中、日短即后来的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它是一年当中四个最基本的节气。后来为了适应农业生产上的需要，在这四个节气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的全部名称，首见于汉初的“淮南子”。中国的二十四节气是完全为农业服务的，它是在农业的发展中形成的。中国天文学由于农业上的需要在早期得到了发展，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的停留在农业社会，没有经历过工业革命，没有工业化，也阻碍了天文学的发展。因为对农事的安排，时间差几天也没有关系。但工业上的测量所要求的时间准确度很高。例如，解放后，为了在各处建立工业基地和地质勘探，大地测量工作蓬勃展开；十年来，我国天文学的主要工作就是把时间观测的精确度提高到千分之二秒，以适应大地测量工作的需要，这个任务已于1958年完成了。
古代天文学中实践和理论的关系
历法工作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主要工作。中国古代历法的特点是要把日月合朔放在每月初一，把冬至放在11月。但是回归年（365.2422日）不能被朔望月（2 9.5306日）整除，而且实用上一月或一年也不能带有日的小数，因此必须截长补短，用闰月的办法来进行调整。闰月是否安插得当，合朔是否正在初一，这要依靠观测来检验。然而合朔是看不见的，只有在日食的时候才能看到，因此就得预先推算日食，以便届时进行观测。所以日食的计算和闰月的安置是中国历代历法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大概在春秋末期已经根据长期的观测资料知道十九年里边应该插入七个闰月，在汉初已经知道在一百三十五个月中最多可以发生二十三次日月食。这两个粗略的周期使得从汉代开始人们可以从理论上推算合朔和日食，推算结果若和观测结果相差很远，就得进行历法改革。从这里可以看出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同时又为实践所检验。就这样地实践、理论、再实践、再理论，循环往复，一步步地提高了中国的历法和日食计算水平。提高的进度可以用明末徐光启的统计来说明：“日食自汉至隋凡二百九十三，而食于晦日者七十七（占26％），晦前一日者三，初二日者三，其疏如此。唐至五代凡一百一十，而食于晦日者一，初二日者一，初三者一，稍密矣。宋凡一百四十八，则无晦食，更密矣；犹有推食而不食者十三。元凡四十五，亦无晦食，更密矣；犹有推食而不食者一，食而失推者一，夜食而书昼者一；至加时先后，至三、四刻者，当其时已然。至今遵用，安能免此。……汉至今千五百岁，立法者仅十有三家。盖于数百年间一较工拙，非一人之心思知力所能黾勉者也”。（徐文定公集，卷四第七十页）。在这里徐光启不但说出了我国历法逐渐准确的过程，而且说明了科学的进步不是一人之力所能作为，非无数人长期劳动不可。
天文学家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态度对天文学发展的意义
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人都要附属于一定阶级，所谓“超然”只是反动阶级的欺骗。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基本上是属于统治阶级知识分子，为本阶级服务。但是他们所做的工作又能自发地产生唯物主义。因此古代的天文学家的思想，大都具有唯心和唯物两种成分。凡是成就较大的天文学家，他们思想上的唯物成分总是较多，政治上也比较进步。就拿我国古代的最大的天文学家张衡来说吧，他在年青的时候，就写出“二京赋”，讽刺汉王朝，叫他们不要胜利冲昏头脑，过奢侈无聊的生活；同时严格要求自己“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伙，而耻知之不博”，认为名利这个东西“得之在命，求之无益。”在哲学思想方面，他更是冒犯着朝章国典，上书皇帝要求禁上当时盛行全国的唯心主义的“图谶之学”。显然，张衡在天文学上的成就和他的这些进步思想是分不开的。再拿宋代的沈括来说，他在政治上支持王安石变法维新，在治学方法上又能贯彻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实验精神。他说：“技巧、器械、大小、尺寸、黑黄苍赤，岂能尽出于圣人；百工、群有司、市井、田野之人莫不预焉”，于是著“梦溪笔谈”，大量地收集劳动人民的创造发明，编成一部科学巨著。其中，有许多关于天文的见解，今天看来也还是新颖的，例如他主张“直以立春之日为孟春之一日，惊蛰为仲春之一日，大尽三十一日，小尽三十日；岁岁齐尽，永无闰月”。这是最彻底的阳历，而且相当优越。由此可见，当一个科学家和劳动人民相结合的时候，才是最富有创造力的时候。
天文学发展中的矛盾和斗争
天文学本身具有自发的唯物主义性质。天文学家要有所作为，也必须是唯物主义思想占上风。但这不是说天文学的发展中就没有唯心主义成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历来的天文学家没有自觉地学习过辩证唯物主义，他们在认识过程中往往会犯片面性的错误。正如列宁所说：“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段、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列宁：“哲学笔记”，中译本第三百六十五页）。因此，在一定的实践水平上所认识到的东西，所形成的理论，过了一个时期以后，新的实践会发现其中有缺点甚或完全错误，这样就需要新的观念和理论来修改、补充或代替旧的概念和理论。在修改、补充和代替的过程中，必然有一部分认识上具有片面性的人反对，这样就形成进步与保守之争，构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一个方面。这类的矛盾和斗争，是天文学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天文学通过它而得到发展。还有一种原因，能使天文学蒙蔽上一层唯心主义色彩，那就是统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有意识地将天文学的一些成果加以歪曲或作唯心主义的解释。对于天文学本身来说，这是一种外来附加，它必然引起天文学者自发唯物主义的反抗，于是形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又一个方面。这类矛盾阻碍着天文学的发展，它是属于历史范畴的东西。这两类矛盾往往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但在分析具体问题时，我们还是可以看出那一个是主要矛盾。在我国天文学史上，属于前一类矛盾的例子很多，例如从春秋鲁文公元年（公元前六百二十六年）一直到汉太初元年（公元前一百零四年）关于闰月插法的争论，从汉代开始的浑天说和盖天说之争，从刘宋何承天（公元4 43年）开始一直到元代郭守敬（公元1280年）关于平朔、定朔之争。这些争论都进行了很长时间，争论中间迂回曲折，但最终都是更合乎客观事实的学说和方法取得了胜利。关于后者可以举“三统历”为例，刘歆为了支持王莽的托古改制，便把易系辞附会在以观测为基础的“太初历”上，写成“三统历”。我们不否认三统历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第一部历法，内容很丰富，但它将各种天文数据给以神秘主义的解释，使得一千多年来很少人能看懂，一直到了清代李锐、陈澧等人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清楚，然而这时西方学说已大量传来。如果他们没有或不去啃这本书，而去对西方学说进行研究的话，也许我国的近代天文水平，不会如此之低，所以三统历也妨碍了我国天文学的发展。
这种对天文学成就的有意歪曲，是天文学发展的障碍。而这个障碍，今天在帝国主义国家还很严重，资产阶级的一些御用学者正在歪曲天文学的一些最新成就（如河外星系谱线的红移等）来为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及资产阶级的宇宙观进行辩护。只有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在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坚持科学只能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了解而不给以任何附加”的世界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才能使天文学得到高速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