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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人民公社是早产儿——上海郊区彭浦人民公社的孕育、诞生和成长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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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59-12-02
第3版()
专栏:人民公社调查

谁说人民公社是早产儿
——上海郊区彭浦人民公社的孕育、诞生和成长
魏克明 吉景峰 刘振贵
1958年9月27日,是上海市宝山县塘南乡彭浦人民公社成立的日子。这个初生的“婴儿”,在几个月以前就开始了它的孕育时期,9月27日这一天,不过是孕育成熟,呱呱坠地罢了。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说的相反,人民公社不是什么“早产儿”,而是怀胎十月,瓜熟蒂落。
孕育期
经过1956年合作化的高潮和1957年政治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生产力获得进一步的解放,人们对改变生产上生活上落后状态的要求,更加迫切了。正是在这个时候,上海郊区农民,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鼓舞下,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战斗口号:“争取亩产百斤棉(皮棉),千斤粮,万斤菜。”他们决心加快生产发展的速度,并更好地贯彻郊区农业生产为城市服务的方针。
宝山县塘南乡是蔬菜产区,“亩产万斤菜”就成为他们奋斗的主要目标。可是,这个乡1957年蔬菜的亩产量只有七千斤,要达到亩产万斤,就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增产40%以上。要摘下这个“亩产万斤”的跃进果子,就需要举办较大规模的农业基本建设,特别是大兴水利,需要购置必要的农业机械和现代化的运输工具,需要兴办规模较大的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工厂……。但是,当时的高级社无论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都不可能单独担负这些迫切的任务,一系列的矛盾从此展开。
蔬菜是“娇生”的作物,需要更多的水分。为了满足蔬菜对水分的需要和便利肥料、蔬菜的运输,当时塘南乡有两条河流亟待疏浚,一条叫“彭越浦”,一条叫“罗泾浦”。这两条河流疏通了,全乡40%的土地可以得到更好的灌溉。可是,这两条河都是“跨社河”,前者横跨先锋一社、二社两个高级社的地区,后者穿过先锋一社、三社、四社三个高级社的土地,没有统一的领导和规划,任何一个高级社都不可能越出社界把这两条河修通。何况疏浚的工程较大,所需要的人力、物力,也不是任何一个高级社所能负担得起的。怎样办?是让高级社的社界限制死人们的活动范围,听任蔬菜缺水,安于低产的状况;还是冲破社界,修通河流,让蔬菜喝足,力争亩产万斤?
对这个问题,在高级社里展开了热烈的辩论。在先锋一社,以陈谈根为代表的某些富裕中农提出:这两条河是“官河”,应该让政府来修。广大农民不同意这种意见。贫农程林祥批评陈谈根说:“你不要鳗鱼掉在汤锅里——心里不舒直。”人们一致要求冲破思想束缚,冲破社界,依靠自己的力量,修通这两条“官河”。于是,由先锋一社发起,在塘南乡党委统一领导下,于春节前夕举行了开河的誓师大会。大年初一的早晨,天还未亮,三千多名水利大军就来到工地,回家过节的工人、城镇居民、学生和附近驻军也自动赶来参加,工、农、商、学、兵齐出动,十一个高级社大协作,工程的进展异常迅速,原计划两星期完工的“彭越浦”,只有七天就流水行舟;原计划七天疏通的“罗泾浦”,也提前四天正式完工。
两条“官河”修通了,灌溉面积扩大了,人们的思想也起了新的变化,感到高级社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大跃进的要求。为了大跃进,不能让高级社的界线束缚住自己的手脚,需要放开眼界,寻找新的出路。
这时,有五个范围较小、困难较多的高级社,受到冲破社界、大兴水利的影响,正在为寻找新的出路而积极活动。这五个高级社各有各的长处,也各有各的短处。如泰山社副业很发达,以养猪著名,但资金缺乏,买不起猪苗,盖不起猪棚。花园社主要是种花草,盈余较多,资金较足,但劳动力很缺乏,平均每个劳动力要经营三亩多地,照顾不来。朱巷社劳动力有余,而土地不足,社员常常闲在家里,无活可干。总之,各有各的苦处,都感到社小不能办大事。
早在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时候,这五个社就曾联名要求联合起来办大社。当时乡政府以他们“缺乏办大社的经验”,没有批准。后来这五个社主任自动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经常碰头交流经验,他们常常议论:“总有一天,要合并起来的。”
1958年5月,塘南乡举行跃进誓师大会时,这五个高级社的干部又碰在一起了。“一只手掌拍不响,一个小社难办大事情,我们的出路只有一条,联合起来办大社。”在大跃进形势的鼓舞下,花园社社主任又提出了老问题。这次的倡议,不仅得到其他几个社主任的赞同,而且通过他们在广大社员中也引起了热烈的反应。从家中到田头,到处纷纷议论,社员们越议论越明确。正像社员陶金桃所说的:“要大跃进,只有联合起来这一条路。”可是,当大家兴高采烈的时候,泰山社的许多社员心中却七上八下,他们想:人家花园社有几万元存在银行里,自己的社却欠了几千元的债,穷的穷,富的富,怎么能“联合起来”?花园社的社员知道了,就派代表去和他们谈心,说明办大社可以互相支援,共同发展,对大家都有好处。泰山社的社员们听了,更是喜出望外。在得到乡政府批准以后,6月1日,五个社联合起来,正式成立了“花园联社”。联社成立后,各社之间取长补短,互相帮助,并根据各社的具体情况和互利的原则,集中了一部分资金,统一使用,办了一个农具修理站,建了一所食堂。不仅社的范围扩大了,而且“公”的成分也有增长,人民公社的胚胎正在逐步形成。
类似公社集体所有制的成分,在全乡范围内也是存在的。原来全乡各高级社的干部和社员,早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总有一天,要全乡联合起来办大社。”为了便于联系和进一步培养大集体的观念,全乡各社集资办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奶牛场,有四十多头奶牛,作为各社集体所有,并确定暂时不分红,以便加速发展。他们称这个奶牛场为“种子”,为“引线”。当时农民们虽然还不知道“人民公社”这个名称,但人民公社的“种子”已经萌芽,把各高级社联合起来的“引线”已经存在了。
然而,当这颗“种子”尚未发育成长,开花结果的时候,原高级社和大跃进形势不相适应的矛盾,是无法求得根本解决的。
随着大跃进的高潮一浪推一浪地向前发展,在蔬菜产区,不仅要实现“亩产万斤”的指标,而且要增加蔬菜的品种,满足人民各种不同的需要;不仅要完成全年的跃进指标,而且要保证均衡的供应,做到“淡季不淡,旺季更旺”;不仅要增产蔬菜,而且要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就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力。而劳动力不足,就成为一个突出的矛盾。
当时,国家拖拉机站和抽水站派了几台拖拉机和抽水机来到塘南乡,帮助耕地、抽水,农民们看到“耕地不用牛”非常兴奋,感到这是节省劳动力、实现大跃进的最好的办法。于是纷纷要求高级社购买农业机械,有的生产队还写了大字报送到社里。可是一次又一次的要求都得到了同样的回答:“我们的社小,经济力量不够,现在还买不起。”
农业生产的高速发展,迫切要求社里兴办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工厂,特别是农具厂,添置必需的农具和随时修理用坏了的农具。1958年5、6月,先锋二社的菜地,突然发生了严重的虫灾,全社一百多只喷雾器由于日夜不停地使用,损坏很多,亟待修理,早修好一小时,就可以多从虫嘴里夺回一部分蔬菜。可是这个高级社只有一所设备非常简陋、由三个人组成的小厂,能起什么作用呢?社员只好把喷雾器拿到五里以外的农具修理厂去请人修理,但是这个厂当时的任务也很重。社员眼看蔬菜被害虫吃掉,非常痛心,纷纷议论。甘思福、徐金弟、张金林等在一块商议长远的办法,他们一致的结论是:“各社联合起来就好办了。”乡政府也曾考虑把各社力量组织起来,办个大的农具修理厂,并已借来两部车床,但是几经磋商,由于各社意见不一,特别是“由谁来领导”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只好作罢。
随着蔬菜产量的增长,运输量也大大增加了。负责运输的社员,从午夜十二点开始,一直到早晨八点钟,来回四十多里,只能运一次,劳动强度高,还不能完成任务。和自然灾害作斗争,像打仗一样,有时需要集中优势的兵力,来解决某些有决定意义的战斗,否则就要遭受严重的损失。蔬菜是“娇生”作物,这种需要更为迫切。这个乡在合作化以前,在一次霜冻的袭击下,一夜之间,蔬菜被冻死了十分之七,许多农民抱头大哭,深感个体经济经不起风吹雨打的痛苦。高级社建立以后,这种情况虽有很大改变,但还没有求得根本的解决,社员们经常为此提心吊胆,他们感到没有更大范围内的协作,要战胜自然灾害,实现“亩产万斤”的指标,困难是很多的。
为了生产的大发展,广大农民对冲破高级社的界线,联合起来办大社,是朝夕盼望着。
瓜熟蒂落
这时候,各高级社的干部和社员到处寻找新的出路。他们到浦东,到常熟,到湖北的孝感和麻城,为了大跃进,到处去“取经”。
1958年7月,上海郊区各县有一批基层干部到河南遂平、新乡等地参观。先锋一社社主任陈长根,也代表塘南乡一同前往。刚到目的地,他们就听到了一个新鲜的名词:“人民公社”,并且听了和看了人民公社的许多好处。陈长根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深深感到人民公社的威力。一回上海,马上到处宣传。社里传达,队里介绍,河南建立公社的消息,很快地传遍了塘南乡。社员听了,兴高采烈,感到大有奔头。从这以后,干部走到哪里,社员们就追问到哪里:“我们啥时候办人民公社?”
这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公布了,塘南乡的社员们更加心花怒放,各社、各队普遍进行讨论,纷纷要求早日成立公社。社员们白天闹深翻,晚上写申请书,写大字报,申请入社。几天之内,就有近万张大字报和决心书送到了乡里。广大贫农和下中农要求入社的心情特别迫切,大部分上中农由于得到集体化的好处,也写了申请入社的大字报。有一个叫姚姐舍的老妈妈,从互助组开始,一直单干到现在,这次听说公社成立后“吃饭不要钱”,也申请加入了公社。只有个别满足于现状的人,妄想挡住这个汹涌澎湃的潮流。富裕中农陈全根就是一个代表,他在讨论办人民公社时说:“高级社满好的,为什么要办人民公社?我看还是不办的好。”但是这种意见马上被大家驳倒了。在旧社会当过多年长工的杨根兴说:“不错,初级社比互助组好,高级社比初级社好,但人民公社又比高级社好。”同时,群众一再说明,参加公社是自愿的,对不愿参加的人绝不勉强。陈全根等受到大家的启发和教育,也取消了“在半路上停下来”的打算,要求加入公社。经过畅所欲言的辩论,广大社员办人民公社的积极性更加高涨,精神更加振奋。
9月27日,彭浦人民公社像一个成熟的婴儿一样,正式诞生了。这一天,举行了盛况空前的成立大会,有一万多人参加庆祝游行,他们敲着锣鼓,高举红旗,挥舞龙灯,抬着成绩牌,上面画着、写着自己为迎接公社而创造的成绩。一路上,社员们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这种热烈的场面,绝不是任何人可以“轰”得起来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说什么“人民公社是共产党制造出来的”,其实,共产党不过是起了一个“助产”的作用,使这个成熟的“婴儿”顺利地诞生罢了。
无比的生命力
人民公社一建立,立即显示了无比的生命力,高级社时期许多无法解决的矛盾,逐步得到了解决,或者开始得到了解决。
为了大跃进,广大社员要求置办农业机械和现代化运输工具的愿望开始实现了,劳动力不足的矛盾得到了较好的解决。由于人民公社发挥了“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拥有较多的资金,他们正向着农业机械化的目标迈进。现在,彭浦公社已有大小拖拉机十九台,抽水机四十五台(包括人工降雨站一座),运输汽车八辆,还有现代化的电动喷雾器和电气孵卵机。当这些机器开始使用的时候,社员们非常兴奋,争着为拖拉机手送茶水,送夜餐。这些农业机械的使用,对促进生产的发展和改善人们的劳动条件,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据1959年1月到8月的统计:拖拉机已耕地四千余亩,汽车每天平均运菜一千八百多担,仅这两项,就节省了九万多个人工。夏天,上海市郊遇到了几十年来少有的天旱和奇热,有十几天温度都在三十六度以上。塘南生产队有五亩卷心菜地,因地势太高,不能用机器浇水,虽然花了三十多个人工,抢浇了六次水,最后还是全部旱死了。其他菜地,由于有抽水机日夜灌溉,都获得了丰收。社员们看到在如火的烈日下蔬菜一片葱绿,都说“人民公社立了一大功”。
为了大跃进,社员们要求举办规模较大的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工厂的愿望,也实现了。公社化以后,他们贯彻了工农业并举的方针,积极发展社办工业。一年来,他们新办了大小十个工厂,把原来的四个农具修配站合并扩大,成立了拥有一百多工人的先锋农业机械厂。这个厂现在已有四台钻床、两台金属刨床、一台木工锯床、一台木工刨床、一套造型设备和一个化铁炉,工厂面貌焕然一新,铸、锻、焊、车、钳、刨、电等工种一应俱全,不仅能修理和装配抽水机、汽车等农业机械和运输工具,还能制造饲料粉碎机、手提电焊机,最近又试制成功了饲料切割机、棉花播种机和黄豆播种机。在城市工人的积极支援和帮助下,他们已经培养了一批“土专家”和技术工人。
为了大跃进,社员们要求在更大范围内实行协作的愿望,也实现了。大协作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战胜了过去难以克服的困难。1959年1月初,十年来少有的寒流袭击上海市郊。经过检查,发现塘南生产队因为人手不够,稻草不足,还有一千多亩蔬菜没有复盖好,眼看就有冻死的危险。人民公社发出紧急动员令,工、农、商、学、兵全面总动员,调动了社内外三十多部汽车和拖拉机,连夜赶运稻草,各队的许多社员纷纷提前吃饭,从十里、八里以外,跑步赶来支援。塘南队的社员们在这种共产主义协作精神的鼓舞下,更是劲上加劲。不到六个小时,在寒流到来以前,他们已抢收蔬菜二万多担,用稻草复盖蔬菜一千多亩。尽管这次冷空气达到摄氏零下八度,但是这里的蔬菜却是安然无恙。社员们从这次战胜寒潮的斗争中,看到了人民公社威力的强大,他们作诗歌颂说:
船大不怕浪来颠,
人多不怕天气寒,
五位一体齐跃进,
公社力量大无边。
由于人民公社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一系列的矛盾,显示了比高级社更大的优越性,所以农业生产获得了高速度的发展。公社的蔬菜的亩产量已突破了万斤大关,超额实现了自己的跃进指标。1958年的亩产量达到一万一千多斤,1959年1月到8月,以上市量计算,平均亩产量已达到八千六百多斤,比1958年同期增长了28.6%;而且做到了“四季常青、均衡供应”;蔬菜的品种也日渐齐全。公社新建了温室一百四十一间,即使到了寒冬腊月,室内仍然长满了红色的蕃茄、绿的黄瓜、紫的茄子、白的麻菇……。
一年来,多种经营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公社一建立,各生产队就大造猪棚,发展养猪,目前平均每户养猪四点四头,全公社1959年上半年上市的肉猪,等于1958年全年上市量的总和。1959年饲养的鸡鸭,比1958年增加近六倍。正像社员们所形容的,现在到处是“蔬菜满园,猪羊满圈,鸡鸭成群,塘塘鱼满”。
随着生产的发展,社员生活也有显著的提高。平均每个农民每年的收入情况如下:
1949年 五十五元
1957年 九十元
1958年 一百二十九元
1959年(预计)一百六十元就是说,1959年平均每个农民的预计收入,比1958年增长24%,比1957年增长78%,比1949年增长一点九一倍。
公社的积累也日益增多,现在已经达到二百零五万元,其中属于公社所有制的部分有四十四万元(其余属生产队所有),这是人民更大幸福的种子。
这个公社所属的六个生产队,已经有两个队实行了伙食供给制,四个队实行了粮食供给制。1959年秋季兴建约一万平方米的农民新村,其中包括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百货商店、保健站和广播室。社员陆春林搬进新村居住的时候,越想越兴奋。他说:“我住了四十三年草屋,头上没有一片瓦,想不到公社成立才一年,就搬进了这样崭新的瓦房。”他看到孩子们高兴地在地板上打滚,对前往参观的人不知说什么是好,千言万语并做一句话:“人民公社就是好。”
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才初露锋芒,这里就起了这样巨大的变化。如果说人民公社是“早产儿”,那么,请问:一个“先天不足”的组织,怎么能够发挥这样大的力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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