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贵和水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李大贵和水
中共湖北省委、襄阳地委、均县县委　工作组
旧时代，在均县的山里，每逢旧历二月初二，农民都要敬“龙王爷”。供上猪头，供上“人头”（当供的人，跪在“龙王爷”面前，划破自己的额头皮，滴下一滴滴鲜血当“人头”），求“龙王爷”开恩，给个风调雨顺年。当然，到头来，不是旱，就是淹，年年如此。
发展生产必须治水
李大贵（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湖北省均县习家店人民公社副主任）住在李家湾。湾的前面是大柏河，后面是卧龙岗。一场大雨，河里起了水，岗地的肥土被带走了，留下一道道水沟；河滩的肥土被冲走了，留下一堆堆石头。雨后，过不了一个月，河就断流。不要说引水灌田，连人喝的水都得掏坑挖泉。光秃秃的卧龙岗，树木不长；白闪闪的河滩地，野草不生。
真是遭孽！李家湾二十三户人家，十八间草房，间间是前后塌，两头通。全湾只有一亩多水田。年年都是四个月南瓜，八个月红薯；吃上一顿白米饭，好比是过年。遇到灾年，二十三户人家有二十二户逃过荒、讨过饭。到1947年李家湾解放时，只剩下十八户。
1951年，李家湾成立了互助组，李大明当组长，李大贵当副组长。他们想：要想生产发展，必须治水，多种水田。他们把河滩划成一块块的分给组员，谁种谁收。组员互相换工，开了八亩水田。人少力量小，铺的田土少，土层薄；插的秧站不住，要用石头压秧根。第一年有了收成，组员很高兴，第二年又开了十一亩田。
把河水引上山坡
1954年春天，李家湾建立起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作社一成立，就大开河滩，改良土壤，发展水田。
秧插罢了，大贵动了心思：怎样才能增产？起初，他从山沟里打主意，想顺着山沟开渠，挖一口半亩面积的小塘，让山水顺渠流到塘里。可是，平时山水像猫子尿，小塘也浇不满；下雨，山水流的急，一下子就把塘冲垮了。
山水治不住，能不能开渠引河水上山坡呢？大贵顺着河滩往上走，一边走，一边想，一边看。走到上边，他看见河床很陡，到了崩土?那里以后就和李家湾的田平起来了。他想：有办法了。第二天就请木匠饶笃清去看。饶笃清说：“是呀！看上去崩土?和李家湾的田是一样平。”大贵又和李大义商量，大义也说：“看着水是能上来，可是这事不简单呀！”大贵心里拿不定主意，一直琢磨着怎么办好。
有一次，大贵陪着县委书记陈玉文同志走到河边，顺便又趴在河滩上测量崩土?。陈玉文同志问：“你在看啥？”大贵说：“我想修条渠，从崩土?引水上山坡，你看行不行？”陈玉文同志看了一看，说：“只要上得去，为啥不行？”这一句话，坚定了大贵引水上山的决心。
大贵召集社委开会，讨论修渠的事。这时合作社已经扩大到三十八户，九个社委员当中，就有六个人不同意。有的说：“这是旱地拉船，胡球搞！”有的说：“水上来，黄胶泥地也不能改水田。”有的说：“面积大，劳力少，改不过来。”你一言，我一语，吵个不休。没办法，散了会，大贵干着急，回家倒头便睡。
修渠的事传开了，社员们议论纷纷。大贵的媳妇对大贵说：“全社几十户人家，就你大贵一个人会操心！”大贵气得和她吵起来。大贵的瞎子爹爹也说：“大贵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修渠是好事，要是水引不上来，工花了，钱费了，社员埋怨，政府也不答应你呀！”
大贵的水平仪
咋办呢？罢手吗？不行！大贵召开党团员骨干会，算了算改水田的增产账，动员党团员带头修渠。大伙同意修，但是又怕水上不来。大贵自己凭眼看，也拿不很准。白天想，黑夜想，他忽然想到过去当民兵的时候练习瞄准的事情。“现在能不能用竹筒管瞄准呢？”第二天，他端了一个桌子，来到河滩，捧了一捧沙，堆在桌上，一只盛水的碗，搁在沙上调整水平，找一根竹管筒，一头打一个小眼，另一头穿上一个十字架，放在碗上，从小眼里望过去，水平看得很清楚。“行了，目标找到了，水能上来。”他马上回到湾里，把大伙叫来看。有的人看一遍，又一遍。年青人相信了，说：“大贵真算能！小竹筒有板眼。这条渠能修！”
1955年旧历正月十六日，开始动工。大贵看水平，指挥大伙挖渠。挖一节土，放一节水；通一节水，再挖一节土。这时，少数年老的社员思想还没有通，故意和大贵作难，不按测量的线挖。结果是土挖了，水不通。大贵心里有数，他调整了一下人，让思想通的人挖渠，思想不通的人挑石头。四天半的时间，渠修通了，水流过来了。社员们乐坏了，男女老少都跑出来看水。大贵的瞎子爹爹，也摸到河边来，用手摸着渠里的水，说：“这是大柏河的水吗？这不是在做梦吧？”老人高兴地笑了，大贵的媳妇也望着大贵笑了。
这一年，李家湾改了四十亩水田，水田面积扩大到七十亩，全年稻谷总产量比1954年增加110％，每人分到稻谷一百一十斤。这条渠吸引了周围的互助组。冬季合作化高潮到来，群众纷纷入社。到1956年春天，这个社扩大到一百五十六户。
合作化高潮时期，区里派大贵到朱家营帮助建社。朱家营附近的朱明君几次找大贵商量，想把水引到吴家河。大贵听人说芦子齿沟有水，就抽个空跑去了。
一到芦子齿沟，大贵就访问了年纪最大的老农王四爷，请他带着去看水。山凹里，有一座龙王庙，庙下一个小坝，拦住一洼清水。坝外还有三股菜碗大的泉水，顺山沟往下流。大贵问王四爷：“这水为啥不闸住？”王四爷说：“往年闸过。刚闸好，一水打得精光。再闸好，又一水打得连石头都不见。”大贵详细地问了水从哪里来，天干多大，天雨多大等等细节以后，心中有了底：这水不但可以引到吴家河，而且下面几个村子都用得着。
好事不怕多磨
合作化以后，县里、区里、乡里、社里，都在订远景规划。大贵就提出要引芦子齿沟的水，修卧龙长渠，盘山而下，可以修十几个水库，改田七千二百亩，两乡九社受益。襄阳地委第一书记赵修同志听说这件事，很重视，很快就派来了水利局的干部，帮助测量。那晓得，好事多磨，又遇到了保守思想的抵抗。
1956年，大贵两次向乡总支要求动工修长渠，乡长刘炳田说：“群众思想不通。”大贵说：“不通，开个乡人民代表大会，讨论讨论看！”刘炳田说：“不开会吧！越开，意见越大。”那时是小社，一个乡十个社，只有十社、六社、一社受益大，愿意搞；九社在上水，不很需要；二社、四社、五社在下头，怕水小，流不下来；三社、七社、八社不受益，不想搞。修渠的事只好暂时放下了。
1957年插秧完毕，大贵再次提出在乡人民代表大会上讨论修渠问题。话音一落，刘炳田就大发脾气：“群众对你主张修水利的意见很大，我说不修是好意。不信，你到六社去问。”大贵说：“六社赵文华主任对我说，别人不修，我们两社合修哩！”刘炳田在会上把大贵批评了一顿，会后叫到屋里又批评了一顿。乡总支书记在这场争论里，不说谁对，也不说谁不对。就这样，修长渠的事，一巴掌打到箱子里去了。
“修吧，大胆修！”
1957年7月，大贵到地委开座谈会。赵修同志问他：“卧龙长渠修了没有？”大贵吞吞吐吐地不好说。赵修同志一笑，说：“有人反对吧！你修，大胆修。要多少钱？”大贵说：“千把元。”赵修同志说：“行，有困难组织上帮你解决。”这一下，大贵可高兴极了。回到县里向陈玉文同志汇报，陈玉文同志说：“好得很！我们去一个县委委员帮你作规划。”过两天，罗县长来了，开了个全乡的干部大会，专门讨论修卧龙长渠的事。成立了指挥部，罗县长当指挥长，大贵当副指挥长。10月，长渠动工了。
可是，到了约好动工的10月6日，人来得稀稀拉拉。好不容易催来了五、六十人，人来了，心没有来。有的记挂家里的分配；有的要上山打柴，怕一下雪，屋里没柴烧；有的想抓点副业，挣点钱，做件衣裳；有的想弄一下自留地，种点瓜瓜菜菜；有的说动工晚了，今年搞个半截子，一下雨淤了，劳而无功，不如明年早动工；有的顾虑水只这么大，有上头浇的，没有下头浇的。大贵把他了解到的这些思想情况向党支部汇报以后说：“群众看党员、看干部，党员、干部要带头干，不能光顾自己一社的利益，要为群众的长远幸福着想。”支部加强了思想工作，对群众生活上的实际困难作了必要的安排，群众的心一齐，干劲也大了。
苦干在前
修渠的第一步，是拦水坝清底。底子是一层石头，一层沙，不断往外浸泉水。北风一天紧一天，社员上身空棉袄，下边打赤脚，站在水里掏底，冷得受不住。社员张麻子对大贵说：“群众睁着眼睛看干部，干部干，群众就干；干部不干，群众不愿干。”第二天，大贵带头跳下水去，别的干部一看，也都跟着下去了。这样，群众的劲头又起来了。掏呀，掏呀，掏到五、六尺深还是沙，没见到底，群众有些泄气，有的干部也动摇了，掏到一丈多深，忽然土要塌下来了。一个社员喊了一声：“快，土要塌了！”大贵抬头一看，土正在往下坐，社员张华虎还在抢家具。大贵连忙把华虎往身后拉过来，霎时间，石头、浮土一齐塌下来，大贵的腿陷在土里，张华虎的膝头轧得见了骨头。有人对大贵说：“多险啊！喊你，你还在顾别人”，大贵听了，笑一笑说：“人家是社员，我是干部呀！”有的人见到这般情景害起怕来，说：“你看，出事了吧，死人划不着。”张华虎接着说：“不要害怕，长江大桥多年探不到底，共产党一下子就探到了底，我们这山洼子算个啥？”卫生员给他裹了裹伤，他又跳下坑去干。好多人都说：“唉呀，人家受伤还这样干，我们还能不干？想吃大鱼，要放长线啊！”大伙儿一股劲，就掏见了底。
困难多，办法更多
困难多，办法更多。炸药，自己做；铁橇，上山砍花柳树杠子代替；石灰，自己烧；草鞋，发动社员自己打。这样勤俭治水，只花一千五百元就把坝修好了，比预算节省一半还多。
高头修坝，下头修渠。各社划分地段，包修包通。坝修好后，开一节渠，放一节水，可是没放多远，水就漏光了。大贵调了五百人，把渠挖深些，挑黄土垫底。水流了一段，到圆山包，又漏光了。这时，乡长刘炳田说起风凉话来：“你还服不服？过去我说的话是害你！？”大贵急了，跑去向王四爷请教。王四爷说：“买个水桶，不泡一泡，还要漏水。修这么大一条渠，地动山摇，晓得多少口子、多少缝，那里会那么结板！总得二、三年才能不漏。”这一说，大贵的胆子才壮起来。但是，明星五社、红光四社、红光五社都不愿继续搞了。
大贵想，费了这么大周折，下面还是改不成田，怎么办？一边想，一边顺着大柏河走下来。走到崔家沟，上岗瞅一瞅，一个思想跳出来：“能不能把大柏河的水引上来，一渠二首，一龙二头，不是更好吗？”大贵回家把罗县长送给他的水平仪拿出来，从岗上的渠道往河边测，找到了渠首在朱家营。
1957年腊月，朱家营渠首动工了。每人每天挖三尺，十天完了工。可是，水放了一夜，过不了段家沟。一看，渠底的洞子有算盘宽，半里多长，一尺多深。大贵决定把洞里的黄浆石土挑出来，把“狗子油土”填进去。两百多人干了两天才修好。过了两天，一夜大雨，垮了九十二处。刚修好，又是一夜雨，高头又垮了。群众气急了，像吵兰花豆一样，噼里啪拉，好多意见。最后县委杨部长说：“你垮我填，非要通水不可！”日日夜夜派人守护、抢修。干到1958年3月底，渠水通了。哗哗的一股大水，流上卧龙岗，流到芦家沟水库。现在，秃山变成青山，旱地变成水田，吴家沟的人也吃上大米了。
现在李家湾的水田，由解放前的一亩零四厘，发展到了一千二百亩，平均每人一亩半。不怕干，不怕淹，粮食总产年年上长。今年大旱一百天，河不起水，雨不透墒，不用车水，照样增产。李家湾所在的生产队，今年粮食总产量预计比去年增加25％，平均每人可以达到一千二百斤。
李大贵带头治水的事迹，像风一样很快地传遍了全专区、全省、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