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赦令的感召下——记一个反革命分子的投案自首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在特赦令的感召下
——记一个反革命分子的投案自首
新华社记者　虞锡珪
10月7日下午，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来了一个五十岁光景的老头子，他满脸带着疲乏的神情，用低沉的声音对检察员张金生说：“我是反革命分子，现在来投案自首……”
原来他就是被公安机关通缉了近十年的在逃犯、前河间县日寇宪兵队一个特务工作队的代理队长邓仲炎。这个对人民负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在隐藏期间，处处走投无路，终于在建国十周年前夕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的感召下，选择了这条自新的光明大道。
邓仲炎在1941年就背叛了祖国。他在担任河间县“日本宪兵队工作队”的代理队长期间，帮助日寇镇压抗日人民，犯过许多罪行。
胆战心惊的日子
为了逃脱人民的法网，解放后这个反革命分子用了许多狡猾的手法，来隐蔽自己的身份。
1950年，当他的老家——原大城县白洋桥村的村长叫他去向政府登记他的反动身份时，他却连夜逃跑到天津，混入一家私营小厂作临时工。不久，镇压反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他怕被人觉察，便顶替他堂哥邓钢熙的位置，化名“邓钢熙”，混入建筑业当小工，并且混进工会，骗报了户口。
镇压反革命运动虽然被他混过去了，但是他的心却处在强烈的恐惧中。出门时鬼鬼祟祟地专走偏僻小道，一年里有三个季度要戴大口罩。碰见熟人，就用事先准备的手巾，装着擦眼睛，蒙住面孔。
1955年，全国开展了肃清反革命运动，他又慌慌张张地乘长途汽车从天津逃到北京。
邓仲炎在北京也不安静，人民群众是这样警惕，使他感到自己随时都有落入法网的危险。他想去自首，又不相信政府的宽大政策。于是，他又化名李瑞华，伪装成一个磨刀匠，离开北京，在密云、顺义和通州一带混了三、四年。这几年中，他随时都在恐惧中过日子。觉悟已经大大提高的农民对他行动上的破绽经常盘问。住客店，店里不但时常盘查他，还找他要证明信，于是，他又继续进行犯罪活动——躲在野地里伪造证明文件。虽然他混过了几次，可是，他感到这条路是越走越窄了。
走投无路
今年5月，邓仲炎在通州附近的公路上，看到一长列崭新的载重汽车。看到这些汽车上的一排字——“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使他大吃一惊。他不禁自言自语说：“嗬！中国真能大批制造汽车了。日本投降那年头，国民党还只能造自行车带呢！”这时他又联想起农村的变化：许多地方已经用拖拉机、收割机逐渐代替了耕牛，村村盖新房，很多农民骑上了国产自行车。他亲眼看到旧社会最贫苦的农民现在生活蒸蒸日上，特别是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和大跃进以来，处处干劲冲天。这一切，使他愈来愈感到新中国政权的巩固和强大。他想：“国民党是回不来了”。
“但是，我到底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在他的脑子里越来越尖锐。他开始明白：日子愈久，人民的觉悟愈提高，隐藏下去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总有一天会落入法网。自首吧，“镇反”、“肃反”时都未坦白，现在是不是晚了？政府还能不能宽大？是不是会判死刑？他犹豫不决。
回头是岸
正当反革命分子邓仲炎心里极端矛盾的时候，特赦令颁布了。当他在客店里看到报纸上那一行醒目的大字标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时，几乎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读了又读，看了又看，这时，他再也坐不住了，扛起了磨刀的凳子就走，迷迷糊糊地走到固安。那时正是国庆节前夕，他坐在河堤上，看到回家过节的人群，心里不觉隐隐作痛，他想起老家，想起七十多岁的母亲，和离别近十年的妻子、儿女。他想：“我这么混下去，多喒算一站啊！”又转而一想：“特赦令公布，说明现在自首还能宽大，我还可以有那么一天和家人团聚。”
过了几天，当他在一个饭馆里听到人们谈论某某人被特赦的消息时，他为之一振：“真有人被放了！”他觉得：“机会不能再错过了，自首还可以有生路。”
投案以后，他向公安机关坦白他的罪行，这时记者看到了他，他穿着妻子刚送来的新棉袄，胡子刮得光光的。他兴奋地告诉记者：他那分别十年的儿子邓乃星，不久前曾来看他。他又拿出他的儿子最近的来信给记者看。信上向他介绍了公社成立后的幸福生活，要他好好向政府坦白。在信的末尾，有一句话画着红色的着重点：“痛改前非作新人”。邓仲炎说，这句话太打动他的心了，他一定要向人民低头认罪。他深有所感地说：“自首这条路，我算选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