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唱战歌念星海”——艺术工作上投降主义的检讨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

　　关于“高唱战歌念星海”
——艺术工作上投降主义的检讨
　本报第四版编辑同志的检讨
十一月二日，本报四版发表了紫光同志作“高唱战歌念星海”一篇文章。其中所表现的观点、立场，及感情、思想都是有问题的。这样一篇文章在党报上用显著的地位登出来，这是我们在工作上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是一个丧失立场的错误。这篇文章，是经过我们删改，有些地方在文字上经过重新的组织，最后把它发表出来的。而经过我们删改过，在文字上重新组织过的地方，都仍然是有问题的。如“当此秋风已凉，红叶渐落之时………”一段，及“………我们的歌声却消沉了”一段，都是陈腐不堪的封建士大夫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样，不仅说明我们发表这篇文章，在工作上丧失了立场，而且说明我们编辑工作者本身的思想和立场，亦同时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问题。关于星海同志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担任指挥工作那一段，和被我们所删去的文字对照一下，原来并没有那么回事。虽然在原稿上，前面写着：“他曾经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指挥过悲多汶的第五交响乐”，后面又写着：“可惜好事多磨，节外生枝，这件工作最后仍然流了产”，这固然是紫光同志立场错误的显著表现，同时，我们编辑同志并没有弄清楚就把它删掉发表，这更说明我们不负责任的工作作风，在反对客里空的口号下面，依然没有提起自己的警惕与足够的重视。
除请紫光同志对这篇文章作自我检讨外，我们谨作以上初步的检讨。还有认识不到的地方，愿接受大家更多的批评。
紫光同志的自我检讨
（前略）
我写“高唱战歌念星海”一文的动机，是不纯的。回忆一下当时的心情，至少有下面三种想法。第一种想法，是抢先出风头。因为星海同志的遗作，从苏联带回后，中宣部交给我们慎重保管，这些材料外界知者甚少，我想如果抢先写出，势必珍贵异常，自己在国内乐坛，也可出一风头。第二种想法，是借纪念星海的机会，发发感慨，刺激作曲家们一下，并推动音乐界同人，赶快组织起来，掀起一个创作热潮，开展新的音乐运动。第三种想法，是继续过去的想法，每年为星海写一篇纪念文章，既能表示对星海同志的敬仰与爱戴，又能借题发挥自己的艺术见解。由于以上三种想法，我终于忙里抽闲，仓促草率地写了那篇文章。今天检讨起来，这完全是个人英雄主义在作崇，根本没有考虑到现实的需要，当然更谈不上是从人民大众的利益与要求出发了。在这种不纯的动机下所产生的作品，不消说一定会有许多问题的。
在那篇文章里，由头到尾贯穿了一个基本观点，那就是形式主义。它的本质，就是强调技巧，忽视内容。（岂止是“形式主义”？应明确认识它的本质就是投降主义。——编者）对于星海的技巧与修养，我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在介绍星海时，我就只着重技术，处处都在宣扬他在这方面的伟大与成就，而对他那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刻苦精神，及他在作品里反映的劳动人民的生活与情感，却轻描淡写不大重视。同时，这种技术观点，更发展成为无原则的比较。在这次比较中，我认为星海超过了他的先驱者聂耳。诚然，这种比较是毫无实际意义的，而且也是不正确的。因为两人各有各的时代背景，各有各的历史条件，怎么能拿后来的星海与当时的聂耳来比较呢？其实聂耳在新音乐运动史上的功绩，是光辉灿烂的，是任何人所不能抹煞的，决不能从技术观点出发，用后来者新的功绩，将新音乐的开路先锋——聂耳，贬低或轻视。更何况聂耳的作品，一直到现在还是那样普遍地流行，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试问有几位能赶上他呢？这种无原则的比较，对新音乐运动，一点好处也没有（只是对“新音乐运动”没好处吗？从工农立场上看又如何？——编者）相反，倒给新音乐运动的反对者以可乘之机。严格检讨起来，这是失掉立场的言论。此外，我的文章中又说，星海的作品，已经赶上了国际水平。不消说，这又是从技术观点出发。（这也是向资产阶级看齐的投降主义的观点。从无产阶级的观点出发，工农艺术在技术上也是比资产阶级优越的，脱离政治超越时间空间的“技术”是不存在的。——编者）因为在谈到国际水平时，我把星海同志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贡献，根本忽略未谈。其实，“国际水平”这四个字，本身就是个糊涂观念。这是没有阶级立场的说法。显然，“国际”这两个字的含义，包括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内。试问资本主义国家的艺术，有什么资格和我们相比啊？我们的艺术是进步的，新民主主义的，为工农兵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艺术。即使我们无产阶级粗糙的创造，或萌芽状态的艺术品，比起帝国主义或资产阶级象牙塔里的那些富丽堂皇（站在什么立场上说它“富丽堂皇”？真是富丽堂皇的吗？——编者）而没有灵魂的东西来，也要高明得多。笼统地提出“国际水平”来，而且以星海同志的创作赶上所谓“国际水平”为荣，这也是失掉立场的表现。此外在谈到星海同志指挥第五交响乐一事时，我明明知道此事酝酿了许久，最初不能去，后来又能够去，最后仍然没有成功（这算什么“成功”？——编者），但为了强调技术，宣扬星海的修养高明，我没有秉笔直言，却故意卖弄玄虚，转湾磨角地说出此事的结果。在叙述中，我光强调星海的技巧，继说洋人屈就，后说好事多磨，最后说仍然流产。（这算什么“好事”？这是对人民艺术家莫大的侮辱！——编者）这种文笔不但语句含混，而且装腔作势，仿佛真有其事似地，甚至使编辑同志都迷糊不清，以致把后面一大段话都删去了。在我讲来，这不但是技术观点，而且是对读者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是党性不纯的具体表现。同时，在言语之间，颇有以“洋人屈就”为荣之感，并且还说出“国民党无能”，“失去国格”等话，虽然这是为了说明星海的技术，在那样的社会中不能得到发展，但言语混乱，阶级立场丧失，民族立场不稳，甚至可说是投降主义的表现，（应肯定的说，就是投降主义的表现！——编者）也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流露。其实无论是国民党，或者洋人，（笼统称外国人为“洋人”，也是没有阶级性的说法；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农无产阶级和我们中国的无产阶级是完全一致的。——编者）就根本不能和我们无产阶级相提并论。要知道，我们解放区的任何翻身农民，比起手持侵略镣铐的洋人，或端着奴隶枷锁的国民党高级官僚，要高尚得多。（还没有翻身的农民也是高尚的。而帝国主义与蒋党狗官们则一点也不高尚。说农民比它们高尚得多、这仍是承认它有些高尚，仍是有投降主义残余的。——编者）
此外，在谈到创作的时候，我对作曲家们没有写出好作品，甚至连“太行山上”那样的作品都没有，表示了无限感慨！（“作曲家”在未经农民批准以前，凭什么称他们是“作曲家”？——编者）其实，用不着感慨，应当找出原因来，克服了那个原因，自然就可以产生出许多大众喜唱乐闻的歌声了。上次我只提了一下现象，没有分析论述。今天我略微补充一下。我以为作曲界所以没有产生好作品出来，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缺乏对人民（指工农兵）的热爱，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及“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二是对人民（尤其对贫雇）的生活情感不够了解；三是技术观点，（其实是投降主义。——编者）许多音乐工作者在钻研西洋音乐的技术与理论，创作合唱曲合奏曲甚至交响曲，对群众歌曲轻视，认为简单，不发生兴趣。由于上面这三个原因，群众歌曲自然难产了。今后要产生大量的群众歌曲，首先要克服上面三个缺点。我们音乐工作者，应放下包袱，到群众中去，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在实际工作中接触群众，了解群众，以群众所最喜爱的旋律节奏与乐式，来反映群众的斗争生活与情感。（这仍是为了作曲才去“接触”群众，仍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做长工，其结果也将仍然是了解不了群众。——编者）但千万不要墨守成规抄袭故道，或模仿西洋的技术与形式，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大胆创造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新鲜活泼的，民族风格与民族情调的音乐作品。
最后，我们音乐界应当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条坚强的艺术战线，同时我们要从自己的身上肃清资产阶级艺术思想的影响，以及士大夫阶级的艺术趣味与情感，（必须先肃清封建士大夫与资产阶级的思想，然后才可能结成战线。而且这条战线首先应是和广大劳动人民相结合。在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当长工的时候，“音乐界”的团结只可能形成对抗农民的小宗派。只要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当长工的，就自然会团结一致。——编者）继承聂耳星海的道路，建立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新音乐！这次土改学习，给我许多宝贵的阶级教育，我深深感到自己不配称做无产阶级的艺术工作者，今后惟有加强阶级教育，站在阶级立场，为人民做长工，做人民的勤务员，忠诚老实，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我愿以此自勉，同时希望文艺界战友们，以此共勉！这次粗浅的检讨，只是我在创作方面检讨的开始，疏漏谬误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同志们多多赐教，不胜感盼之至！
　　　　　　　　　　　　　　　　　　　　　　　　
（编者按：紫光同志经过这次学习，初步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决心为人民做长工，这是好的。但对于艺术思想上的投降主义认识得仍不够，基本观点仍和无产阶级立场有很大距离。希望大家读了以后继续展开对这问题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