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分类学的跃进硕果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书刊评介

植物分类学的跃进硕果
评“中国植物志”第二卷
林镕
秦仁昌等编著　科学出版社出版
我国地跨寒温热三带，自然条件复杂，所以植物种类特别繁多，估计高等植物（蕨类植物和种子植物）将近三万种。对所有植物的种类、生境、分布和用途等加以调查研究，并且作出系统的科学总结，编写一部全国性的植物志，这不仅可以为我国农林医牧等事业提供必不可缺的科学资料，而且可以对植物学许多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起有力的推动作用。但是，这又是一件极其艰巨的工作。虽然我们的祖先在“本草学”方面早已有辉煌的成就，但是植物分类学作为近代科学来说，在我国解放以前是很不发达的。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给中国植物学界带来了一番新气象。植物分类学工作和其它科学工作一样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因而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虽然如此，很多植物分类学工作者对于编辑全国性植物志仍存在着重重顾虑。他们见到许多科学先进国家到现在还无整套的植物志，又见到许多国家的植物志工作从开始编辑到完成往往要几十年，就认为在中国现在还要经过长期的准备才能开始这个卷帙浩繁的工作。
1958年的全国大跃进给予植物分类学工作者巨大的鼓舞，他们提出要在八至十年内编写一部八十卷二千八百万字以上的、具有现代科学水平的中国植物志。现在，第二卷蕨类植物已经出版，关于种子植物的五卷也即将陆续出版或付印。
已出版的中国植物志第二卷是植物志中蕨类植物的第一册，约有四十四万字，并附图版二十九幅。中国的蕨类植物有二千种以上，代表一百六十三个属和四十一个科，将分五卷付印；已出版的一卷包括四百一十四种，代表四十九个属和十七个科。除介绍了中国蕨类植物的系统和分类大纲外，还叙述了各目、科、属的形态特征、地理分布和用途，此外还附有一百三十七个新种拉丁文记载。
自从近代分类学创立人卡·林奈的“植物种志”出版以后，外国人研究中国蕨类植物已有二百年的历史，各国学者发表了中国的或与中国有关的蕨类植物论文数百篇。由于许多有关的原始资料都掌握在外国人手里，这些论文的内容如何，正确性如何，是我们所不容易知道的。中国植物志蕨类植物部分的主编人秦仁昌同志从事蕨类植物的研究三十多年，他的工作在许多方面比前人更富有独到的见解，受到国际上植物学家的注意。可以看到，本书的作者们在这本书的许多地方，也澄清了过去中国蕨类植物上一直存在的混乱情况，为今后进一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关于蕨类植物的分类系统，在过去百年中，各国学者先后建立的分类系统是多式多样的。但是，直到现在仍有不少蕨类学家仅凭植物的外部形态作为分类的依据，而没有从外部形态结合到植物体的内部构造特点来分析科、属、种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样的分类体系是十分人为的。秦仁昌同志根据他多年的工作成果，同时吸取其他学者的长处，曾经提出过他自己的蕨类植物分类系统。这一次他把他自己的系统运用到本书的蕨类植物分类大纲上，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新颖的资料。
中国植物区系的种类组成及其地理历史起源是很复杂的。从蕨类植物来说，华北和东北、华中和华东、西南和华南等地区的种类组成有着极大的差异。本书的作者们在综合研究了极其丰富的材料的基础上，明确了各种蕨类植物在中国及其邻近地区的地理分布和垂直分布的限界以及在中国境内的生长环境，对今后植物地理学和地植物学的研究将有很大的帮助。
蕨类植物在人类经济生活上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本书指出不少蕨类植物有药用、食用、工用和观赏用的价值。如云南的“食用观音座莲”产有大量的淀粉，是当地少数民族食粮的来源之一；又如石松科中，许多国产种类的孢子是冶金工业上的优良脱模剂，等等。我国劳动人民在野生植物的利用上有丰富经验，本书收载的可能仅是蕨类植物利用情况的一鳞半爪。但是，本书在蕨类植物不同种类的亲缘关系方面，已做了一定程度的系统研究。这方面得到的成果，对今后进一步开展我国植物资源学的研究工作，将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本书的写作形式表现了科学为生产服务的观点。例如，本书中的目、科、属、种各级检索表是作为帮助鉴定植物种类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力求在写法上做到通俗化。特别是本书中提出了从形态和生境这两个不同角度出发的分科检索表，可使用书人在鉴定某一种植物时不用或少用显微镜的帮助，也能较易确定这一种植物所隶属的科，以及较易鉴定科以下的属和种。又例如，在许多蕨类植物中，种的鉴定往往是根据植物的微观特征的。为了便于一般科学工作者的掌握，本书的分种检索表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根据仅用轻便的扩大镜或仅凭肉眼就可观察到的形态特征来写成的。相信本书在生产、教学和科学研究上都可得到广泛的应用。
中国植物志第二卷的编写工作从开始到完成只经过半年的时间，并且也是全部工作的初次尝试。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缺点。
作者们在本书的开头说，由于中国植物志蕨类植物各部分的材料准备的成熟程度不同，所以本卷先从瓶尔小草目开始，而将一些更原始的蕨类植物留待以后发表。这样的次序是不合适的。不过，作者们自己说，他们将在第二次印刷时加以调整。
本书中有个别的新种拉丁文名字误用了已知的老种拉丁文名字，应尽可能即时改定新名。又有个别的种已有通用的中文种名，如肾蕨（Nephrolepis cordifoliaPresl）俗名蜈蚣草，这些通用名无论适当与否，都应作为别名列出，以便读者查对。
本书的一些分属检索表内附入组名而不另列组的引证文献和记载，作者们采用的这种简化的格式也是适宜的。但是，检索表中组名后最好注出人名，以使读者便于获得进一步的参考资料。
根据秦仁昌同志的系统，一些个别的科有较小的范围，或从前人的科分出。在真蕨目后或在该目分科检索表后，如能对这些问题作简单的说明，那就可使读者不仅对本书的分类系统有进一步的了解，并在参考前人的著作时也便于查对。
本书在许多蕨类植物的经济价值方面，提供了不少有意义的资料。但是，其中一些种在本书中只有过于简单的说明，也有个别的种有显著的功用而在本书中没有注出（如紫萁科的一些种类）。
本书中有个别可能在中国发现的种，是不应该收入中国植物志范围以内的。如日本紫萁（Osmunda lanceaThunb．）在本书中已经说明是日本特有种，就无须因中国可能发现而列入，而只要在紫萁（Osmunda japonica Thunb．）的记载后作简单说明就够了。此外，有个别越南北部的种是否应列入本书，也值得考虑。
本书所附图版过少。新种的拉丁文记载最好预先在其他学术刊物发表，以免增加植物志的篇幅。诸如此类，大致都是因付印期间过于急迫而引起的，想在再版时都可予以改正。
上面各项意见不一定都是恰当的，仅提出以供本书的作者们参考。总之，从本书的整体来说，无论在科学内容方面或在表现形式方面，它都是一本成功的著作。编写中国植物志这项艰巨的工作，在今天所以能够在短期中取得这样的成就，是我国植物学工作者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破除了迷信，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和群众路线方针的结果。同时，这个成就也为我国植物学在不久的将来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