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作家的世界观问题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谈作家的世界观问题
远千里
谁都看得见，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在这短短的十年里，为人民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特别是最近两年多来，好书、好戏、好电影、好画、好歌、好舞等，看也看不了，听也听不完。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没有辜负党和人民对他们的殷切期望，他们尽了极大的努力，来满足广大人民对文艺欣赏的要求，并且丰富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文艺宝库。回忆过去这一段工作成绩，是足以自豪的，但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并未因此而自满。为了更好地完成党和人民给他们的任务，他们正在更加努力地为人民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为祖国的文学艺术争光。
但是，尽管如此，人民对于作家艺术家也还是要提出更高的要求。由于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伟大的胜利，全中国的生活在沸腾着，六亿五千万人民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踏着一条崭新的道路，开足了马力，浩浩荡荡地向前飞奔。人们一面鼓足干劲地干着当前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面又望着令人向往的共产主义前景，为实现人类的崇高理想而改造着自然，改造着社会，也改造着自己的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已经出现着共产主义的因素，在人民的思想中，不断革命的思想、共产主义的思想也决不是什么稀罕的事，而反映这种共产主义因素的成长和帮助人民培养共产主义的思想品质，就成为人民对当前文艺创作的迫切要求，成为作家艺术家当前的首要任务。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作家艺术家对于完成这个任务，都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有的作品暴露出作家艺术家在思想上还赶不上现实的发展，有的简直可以说，和伟大现实的发展相违背。
在1959年出版的第二十四期“蜜蜂”上附发的两篇小说，就是与时代精神不合、歪曲现实的作品。刘真同志的“英雄的乐章”，是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观点，来看待革命战争和爱情问题，把壮烈的革命战争，写得那样暗淡。作者把个人幸福和革命事业对立起来。作者所歌颂的人物有着资产阶级的颓废没落的情绪。杜河同志的“曹金兰”，则是以富裕中农的立场、观点来描写、赞美和要求人民公社里的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的。他把一个放弃原则斗争的女共产党员，誉之为“从她身上看到多么罕见的品质”。可以说，我们的确有个别的作家，他的身子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可是他的脑袋却还留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或者封建制度的社会里。他所接触的是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们，而他的理想却仍然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在作品里流露着对小农经济、个体生产方式的依恋。他看不见农村里树立起的工厂的烟囱，却依然在欣赏“小桥、流水、人家”。在创作方法上，他仿佛也赞成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口号，但在创作实践上却是歪曲现实的爬行的自然主义者。这是明显的，如果作家本人没有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抱负和热情，是不可能产生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不可能正确地反映现实的。
对于有些作家的错误创作思想，不应该轻易地、不加区别地都看做是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有些同志长期以来对党忠诚、勤勤恳恳地进行着创作，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但是因为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以致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落了伍，思想进步的速度赶不上现实发展的需要，那么只要一批评，提醒他努力跟上也就可以了。不过改造世界观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而有的作家就拒绝批评，为自己的错误进行辩护，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宣传自己的主张，那就必须对他大喝一声了。并且我们认为，虽然不应该把什么缺点和错误都当成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来加以反对，却可以通过反对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来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来解决有关错误和落后的文艺思想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消灭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温床和市场。而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则不管是修正主义文艺思想也好，认识落后问题也好，归根结底，必须彻底改造作家的世界观，才能彻底解决创作思想的根本问题。不改造旧的世界观，不可能对新的世界有正确的认识，在作品里也就不可能得到正确的反映。如果硬要进行创作，那么就必然会把主观意识当做客观存在来描写，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来对待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不可能塑造出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高尚人物形象。因为他是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之心，来度共产主义英雄之腹，两者是没有共同点的。
有的作家感到表现新事物有困难，认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物不易塑造，便想走一条“轻便”的路，打算写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题材。其实，如果不改造世界观，任何题材也是表现不好的。方纪同志在一些小说创作中所犯的错误，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方纪同志在“来访者”等作品里，主观企图可能是想一方面批判这些资本家、地主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并且给他们指出一条出路来，但其结果，虽然似乎也给他们在鼻子上抹了一点点灰，而实际上是对他们做了不正当的歌颂，形成对新社会的歪曲，以致遭到读者的责难。其原因恐怕是在作者的脑子里，地主、资本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占的地位太大，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所占的地位太小，好像作者所最关心的主要并不是工人、农民的命运，而倒是那些被改造阶级的命运。这样也就作了反宾为主的描写，因而未能长无产阶级的志气，反倒宣扬了对被改造者的同情和赞扬。可见作家的世界观决定了作家选择甚么样的题材，和怎样表现这些题材。世界观的错误导致作家对一切事物的看法有错误。因而我们有理由要求，在昂扬着共产主义精神的时代，我们的作家不管写现实题材或历史题材的作品，都应该坚决而彻底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随着共产主义因素的不断增长和群众的思想觉悟水平的迅速提高，读者对描写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也有了更高的要求，他们要求作家从共产主义思想的高度来反映我们革命历史的发展，革命英雄人物的精神面貌。如果作家的世界观赶不上不断革命的需要，即使创作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也不能满足读者的要求。如果还想以过去的作品标准，做为今天描写民主革命时期题材的范本，那将是思想上开倒车，大错而特错了。更何况，我们有的作家想写历史题材，目的并不是因为那些历史题材的写作有助于当前的斗争，而是为了“当做历史上的一点小摆设”。这是严重地脱离群众、脱离当前的实际斗争的表现，说明了作家的革命意志的衰退。有这样一位作家，竟说什么“平生无大志，愿做书虫子”，“两间房子一本书，足矣”。很难令人相信，以这样陈腐的思想，没落阶级的阴暗情绪，能够写出为今天意气风发的读者所需要的作品来。看来，必须首先把“革命到头论”的思想，从这样的作家头脑中清除出去，他们的世界观才能得到很好的改造。人民不允许他们用那种感伤的、苟安的情绪来感染读者，来涣散社会主义建设英雄群众的昂扬斗志。
我们认为，在今天，不管是作家、艺术家、批评家、文艺组织工作者，为了适应总路线、大跃进的要求，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学艺术日益提高的欣赏水平，为了使文学艺术能够帮助提高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在文艺界迅速开展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并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改造世界观是一个彻底改变立场、改造思想的长期的工作，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必须积极地进行而又防止犯急性病，防止偏激和轻易否定成绩。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时候要防止简单、粗暴、不耐心，以免不利于团结，不利于文艺事业的发展。而对于作品和文艺理论的批评，更应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才能破得好，立得好，使争辩的双方都受到教益。我们相信：作家艺术家的世界观的改造，群众文艺创作运动的展开，将使我们的文学艺术得到新的发展、新的繁荣，攀登上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