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党的驯服工具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思想评论

做党的驯服工具
陶德麟
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做党的驯服的工具，是考验他的党性是否完全的一个标志。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必然是党的顺手的驯服的工具，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决议，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而那些党性不完全的，满脑袋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把个人和组织摆在一个不适当的地位，总是不愿意听党的话，不愿做党的驯服工具。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阶级社会中，人隶属于一定的阶级。任何人的情绪、要求、愿望、理想，以及由此决定的行动，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阶级的烙印，都不能不是一定阶级的特殊利益的反映。因此，任何人只要在政治上有所动作，就不可避免地要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也就是充当一定阶级的工具。至于他自己是否认识到了这一点，是否愿意承认这一点，那是不能改变事情的本质的。生在阶级社会里而不想充当一定阶级的工具，就好像“用手拔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球”（鲁迅语）一样可笑。
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之所以成为杰出人物，正是由于他们代表了进步阶级的利益，作了进步阶级的工具，他们的行动，符合于历史前进的方向，促进了历史的发展。而历史上的反动人物之所以反动，正是由于他们代表了没落阶级的利益，作了没落阶级的工具，他们的行动阻碍了历史前进的车轮，作了历史发展的促退派。这是真理。不过剥削阶级的思想家、著作家不敢公开承认这一点罢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流，是封建阶级的工具，克伦威尔、拿破仑之流，是资产阶级的工具，至于我们党的领袖、党的干部和广大党员则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工具。在阶级社会里，不仅人的本身是工具，国家政权也是工具，政党也是工具，这是阶级社会的基本事实。因此在阶级社会里，做不做工具是没有选择的余地的。可以选择而且不能不选择的问题是：做哪一个阶级的工具？是做先进的、革命的阶级的工具呢，还是做没落的、反动的阶级的工具？在资本主义必然死亡和社会主义必然兴盛的时代，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成为我国主要矛盾的过渡时期，这个问题显得特别尖锐，无可回避。或者是把自己的命运同没落阶级联系起来，做资产阶级的工具；或者是把自己的命运同最先进最革命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联系起来，做无产阶级的工具。二者必居其一。
做党的驯服工具是无产阶级特有的高贵品质，是无产阶级坚定纯洁的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没有任何一个别的阶级能够具有这样的特点。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懂得，当他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人时，他是软弱无力的，他是不可能从被剥削被压迫的恶劣境况中解放出来的；可是当他作为一个伟大整体的一部分，并与其他同志协作时，他是无比坚强的，他的愿望和理想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只有整个工人阶级的解放，才可能有他个人的解放。因此，他完全乐意于在本阶级的战斗司令部——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斗争，做党的驯服工具，在党所指定的任何岗位上奋不顾身地工作，毫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对于出身于非无产阶级而加入党的队伍的同志来说，要使自己具有这样高贵的品质是很不容易的，这需要完成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一种世界观到另一种世界观、一种思想感情到另一种思想感情的转变。这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过程。毛泽东同志说得对：“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而且“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如果不经历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炼，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割掉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尾巴，是不可能做党的驯服工具的。在我们党的队伍中有许多同志，虽然按其社会出身来说不是无产阶级，但他们在革命烈火的锻炼中彻底改造了自己的阶级立场、世界观以至思想感情，周身浸透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把自己的全部活动无条件地服从于无产阶级的战斗利益，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全部智慧、热忱以至于生命。他们是纯洁坚定的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党的驯服的工具。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以及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就是这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模范。可是，另外一些人就不是这样。他们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他们不仅没有在革命斗争中很好地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反而妄想按照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党，结果“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一辈子也不能成为党的驯服工具。当党的利益同个人利益完全吻合的时候，似乎有某种程度的“驯服”；一到党的利益同个人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就要本性发作，同党对抗，犯下严重的错误，甚至走上反党的道路。
有些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党员，一方面反对做党的驯服工具，一方面又要做党员，这不是有点奇怪么？其实并不奇怪。原来根据他们的逻辑，他们不应该是党的工具，党倒应该是他们的工具。这种思想，正是资产阶级的特色。资产阶级政党的党员同这个政党的关系通常是：一方面，他是这个政党的工具——推行其向人民巧取豪夺的政策的工具；另一方面，这个政党又是他的工具——营私谋利的工具，损人利己的工具，招摇撞骗的工具，升官发财的工具。在这些同志看来，他们同我们党的关系似乎也“应当”是这样的。他们要求我们党听他们的指挥，要求按照资产阶级政党的面貌来改造我们党。当然，他们的目的是达不到的。等到发现自己的美梦不能团圆的时候，他们就牢骚满腹，怨气冲天，发出一大堆什么个性受到压抑、真理不能抬头之类的哀鸣。
做党的驯服工具，是不是像某些人所描绘的党员只能盲目服从、随声附和、唯唯诺诺，成为不动脑筋的“木头人”？不是的。我们党的每一个决议、每一个文件、每一本领袖著作里都找不出片言只字来证明我们党是提倡党员盲目服从、随声附和、唯唯诺诺、不动脑筋的，恰恰相反，我们党极端重视发挥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认为“木头人”是不可能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毛泽东同志指示得异常明确：“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三卷，849页。）少奇同志在“论党”的报告中反复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提倡盲目的服从性。”他分析了对待上级的决议和指示的三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合口味的就执行，不合口味的就不执行，这是闹独立性，是要不得的。一种是不问行得通与否，既不研究决议和指示，又不研究情况，只是机械地执行，这是盲目性，也是要不得的。第三种则是既研究决议指示，又研究情况，行得通的就坚决执行，行不通的就向上级提出，详尽地报告为什么行不通的理由，请求改变决议，这是自觉地认真地执行决议的指示，只有这种态度才是正确的。他告诉我们：“共产党员的这种创造性与自动性，我们不独不反对，而且应该大大提倡。党反对没有纪律性的、向党闹独立性的倾向，但提倡与奖励每个党员在党的方针下独立思考问题、独立进行工作的创造精神。”（论党，85页。）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更把“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创造性”作为党员的一项权利规定下来。试问，这难道有一丝一毫提倡做“木头人”的痕迹么？在贯彻执行党的决议方面，在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方面，党不仅不要求我们做“木头人”，而且要求我们做“铁人”“钢人”，像钢铁一样坚强。这种高度的顽强性和坚定性，同大胆地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生动活泼地进行工作不仅不相抵触，而且是完全一致的。在我们党的队伍里，有千千万万个才思横溢、智慧无穷的人，有政治家、军事家、生产革新家、发明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们同广大人民群众在一起创造了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大跃进的局面，就是证明。不久前出席“群英会”的六千多名当代英雄，这些怀着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忠心耿耿地为实现党的总路线而忘我劳动的人们，他们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瑰宝，中华民族的脊梁，正是由于他们坚定不移地听党的话，发挥了创造性，才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加快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
列宁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列宁：“进一步，退两步”，第十八章）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如果没有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基础上的思想统一，以及由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所巩固起来的物质统一，就会把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变成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俱乐部，就会完全不能担负起领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消灭剥削和贫困、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所以列宁又教导我们说：“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在帮助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五章）问题就是这样尖锐地摆着。因此，要不要做党的驯服工具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要不要做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派的问题。这是试金石。为了做一个坚定的革命派，我们必须坚决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散漫、动摇、不能坚持、不能团结、不能统一行动等劣根性。”（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五章）老老实实地在毛泽东同志的队伍里做一名普通战士，听党的话，同党一条心，做党的驯服工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革命到底，才能发挥出光和热，才能在共产主义的壮丽事业中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